李德全愣了愣，随即低下头，双手拢在袖中，声音放得极轻，却字字戳心：“回陛下，做皇帝最惨的，不是每日批阅百份奏折，不是逢灾年要下罪己诏，是站在这最高处，身边围着满朝文武，每个人都对着您笑，可您分不清谁是真心护着江山，谁是盯着您的龙椅；是您信任的人，可能藏着祸心，您怀疑的人，可能揣着忠诚——错信一个奸佞，轻则丢了城池，重则毁了江山；错疑一个忠臣，轻则寒了臣子的心，重则再也没人敢为您卖命。”
他顿了顿，抬眼瞥了眼案上的锦盒与密报，又补充道：“先帝当年处理魏王萧烈谋逆案，也是这样彻夜难眠。魏王是先帝的亲弟弟，当年帮先帝平定西南藩王之乱，立下赫赫战功，先帝待他比亲儿子还亲。可后来查出魏王私通南蛮，欲谋逆篡位，先帝拿着证据，在太庙哭了三天三夜，犹豫了三个月才下令抓捕——那时先帝说，‘朕不是舍不得一个弟弟，是舍不得那份兄弟情，更怕错杀了功臣，让天下人说朕薄情’。”
萧桓握着参汤的手猛地一紧，滚烫的汤液溅在指腹上，他却没觉得疼。是啊，先帝当年的难，他如今懂了。帝王的抉择，从来不是“对与错”那么简单，每一个决定背后，都牵着数十年的旧情、满朝的人心、千里的江山。他若信了谢渊，拿下石崇，万一石崇是被诬陷，那些复辟时跟着石崇的旧部，会不会寒心？会不会有人借机生乱？他若信了石崇，治罪谢渊，万一谢渊是忠良，那于科的冤屈、边军的牺牲，又该向谁讨还？
萧桓放下参汤，伸手拿起石崇密报上的拓印，对着烛火仔细看。他想起谢渊的私章，去年谢渊奉命巡边，回来后呈递的奏折上，盖的就是那枚“忠勤报国”玉章，字体瘦硬，笔锋凌厉，与拓印上的楷书截然不同。可他还是不敢确定——万一谢渊有两枚私章？万一拓印是真的，只是自己记混了？
“李德全，”萧桓突然开口，“传玄夜卫文勘房主事张启即刻进宫，朕要他验看这枚拓印。”按《大吴玄夜卫职责细则》，文勘房掌“文书、墨痕、印鉴核验”，张启是这方面的行家，去年石迁的伪证就是他识破的。
李德全却没立刻应声，而是躬身道：“陛下，此刻已近四更，张启大人住在内城之外，若深夜传召，恐会惊动朝臣，尤其是石崇大人的眼线——万一石崇知道陛下验看拓印，说不定会提前动手，明日祭祖大典恐生变数。”
萧桓的动作僵住。李德全说得对，石崇在京中遍布眼线，尤其是理刑院和玄夜卫北司，都有他的旧部。若深夜传召张启，消息定会泄露，石崇若狗急跳墙，调动京营的秦云作乱，后果不堪设想。
他缓缓放下拓印，靠在龙椅上，闭上眼睛。疲惫感像潮水般漫上来，可脑子却依旧清醒。他想起谢渊平日里的模样——每次奏事，都直言不讳，哪怕触怒自己，也从不说半句虚言；去年张家口哗变，谢渊主动请命去平乱，带着京营的兵，在雪地里待了半个月，回来时冻得膝盖都肿了，却只字不提功劳，只奏请“减免边民赋税”。
这样的人，会谋逆吗？萧桓在心里问自己。可石崇呢？复辟时舍命护驾，平日里对自己恭敬有加，甚至知道自己爱吃江南的梅子，每月都让人从江南运新鲜的来。这样的人，会通敌吗？
两个问题像藤蔓，缠得他喘不过气。御书房的烛火又炸了个灯花，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像一声叹息，落在他的心尖上。
萧桓睁开眼，看向窗外。夜色依旧浓，可远处太庙方向，已经隐约传来更夫的梆子声——再过两个时辰，就是祭祖大典的时辰了。按《大吴祭祖大典规制》，帝王需在辰时三刻率百官迎驾，辰时五刻入太庙，行“三跪九叩”之礼，读祝文时需“心怀敬畏，明先祖之德，承江山之责”。
他想起明日太庙的场景：百官分列两侧，列祖列宗的牌位摆在正中，烛火通明，檀香缭绕。他作为大吴的帝王，不仅要敬先祖，更要在百官面前，展现“明辨忠奸、护国安邦”的决断。若此刻连两份证据都分不清，明日如何面对先祖的牌位？如何面对满朝文武的目光？
他伸手拿起谢渊的锦盒，指尖触碰着银质锁扣，冰凉的触感让他清醒了几分。里面的证据，有柳明的口供（柳明已被玄夜卫控制，随时可对质），有北元密信（张启已核验墨痕），有军粮账册（户部侍郎陈忠可核对粮饷流向）——每一样都有佐证，都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而石崇的密报，只有一张纸、一枚拓印，没有证人，没有佐证，甚至连最基本的吏部备案比对都没有。按《大吴刑律?诉讼篇》，“谋逆案需有‘人证、物证、旁证’三证俱全，方可立案”，石崇的密报，连一证都不完整。
萧桓的指尖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渐明的真相。他一直纠结于“旧恩”，却忘了“国法”；一直困于“情感”，却忽略了“证据”。先帝处理魏王时，最终也是以“三证俱全”为依据，哪怕心痛，也依旧按国法处置——帝王的私恩，永远要让位于江山的公义。
萧桓的思绪又飘回德佑十五年的南宫。那时他被囚，身边只有几个老太监，连像样的被褥都没有。谢渊不仅送棉衣，还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