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第二场如期举行。这一次，那位保定老人以剪影形式出现在屏幕上，声音经过变声处理，背景是一幅缓缓飘落的雪花动画。
他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个懦弱的见证者。但我今天终于敢说：我们骗了历史，也骗了自己。那些死去的人，不该被抹去。”
直播结束时，弹幕如雪崩般涌来：“谢谢你敢说”“我爸也是打字员，他临终前一直喊对不起”“妈妈，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总把饭粒捡起来吃了”。
然而，风暴也随之升级。
第三天上午，南锣鼓巷驿站门前突然停下一辆黑色轿车。一名自称“文化安全协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递来一份红头文件，称“春泥记忆中心”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材料及组织未经批准的公共传播活动”，责令立即停止运营，并接受调查。
大宝依法签收文件，全程录像，并当场致电律师。对方未留下姓名便匆匆离去。但当晚，网站备用域名再次被屏蔽，社交媒体账号集体冻结，甚至连合作的公益图书馆也开始撤下相关展览物料。
“他们在系统性清除痕迹。”林小满翻看监控录像，发现过去一周内，已有七拨身份不明人员在驿站周围徘徊拍照，“连快递都不让进了，我们怎么接收新资料？”
“那就不用快递。”大宝打开一张全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二十个城市，“我们建立‘信使网络’：每个城市找一名可信志愿者，定期面对面交接资料。实物由专人护送，数字内容通过离线U盘传递。就像抗战时期的地下交通线。”
林小满眼睛一亮：“还可以结合乡村电影放映队，在胶片结尾插入五分钟口述影像，观众看不见来源，但能看见真相。”
计划迅速推进。两周内，二十条“记忆信道”悄然成型。山东枣庄的退休教师每周骑电动车往返六十公里，运送胶卷和日记；四川凉山的支教老师利用家访机会，收集彝族老人口述史；内蒙古牧民用骆驼驮着硬盘穿越戈壁，送往下一个节点。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些曾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变立场。一位知名历史学者匿名寄来一封信：“我曾撰文驳斥‘非正常死亡’说法，依据的是官方统计数据。但现在我看到了原始档案??你们是对的。请允许我以个人身份参与校对工作。”
与此同时，国际反响持续发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口头遗产保护委员会”发来正式函件，表示愿将“春泥记忆项目”列入“全球濒危记忆名录”，并提供技术援助。德国一家纪录片团队秘密拍摄的《沉默的证词》在柏林电影节首映，获得特别评审奖，影片结尾打出一行字：“本片素材来源于中国民间自发的记忆守护者。”
压力与支持交织，大宝却愈发清醒。他知道，这场战斗不是为了对抗谁，而是为了让那些从未被命名的生命，拥有一次被称呼的机会。
四月初的一个傍晚，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在两名年轻人陪同下来到驿站。她叫陈玉兰，河南信阳人，1960年时是县医院护士。她带来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里面装着三十七张泛黄的病人登记卡，每一张背面都用铅笔标注了真实死因：“饿死”“吞观音土致肠梗阻”“母子同亡（母亲食胎盘）”。
“我当时不敢写在正式病历上，”老人颤抖着说，“只能偷偷记下。我以为没人会看，可我一直留着。现在，我九十岁了，我不想再当沉默的帮凶。”
大宝郑重接过铁盒，安排专人扫描归档。当晚，“百人口述直播计划”第三场特别专场开启，主题为“白衣者的良知”。陈玉兰虽未露面，但她录制的声音透过耳机传遍全国：“医学誓言说‘不伤害’，可我们给饿极的病人开‘维生素片’，明知道那是淀粉丸。我们配合同谋，因为我们怕失业，怕被打成右派。今天，我请求原谅??不仅是为我自己，也为所有低头写字的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