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一个老同志。”大宝说，“他说您打字打得准，连领导念错的字都能纠正。”
老人的眼神变了。他慢慢收起最后一串糖葫芦，低声说：“今天不卖了。”转身推着小车往巷子深处走去。
他们跟了上去。老人带他们穿过一条狭窄的胡同，推开一扇掉漆的铁门，进入一间低矮的平房。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木床、一个书柜、一台老式收音机。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奖状，写着“1958年度先进工作者”，落款是“保定县委办公室”。
“我知道你们会来。”老人坐下，点燃一支烟，“老周终于开口了。他比我有胆量。”
“您认识他？”林小满问。
“当然。”老人吐出一口烟，“我们共事三年。他是笔杆子，我是打字员。他写什么，我打什么。‘饿殍遍野’改成‘生活困难’，‘人相食’改成‘个别极端案例’，‘全县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改成‘人口自然波动’……这些话，都是我们亲手造出来的。”
大宝从包里取出录音笔，轻轻放在桌上。“您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说全。但我们想记录下真实。”
老人盯着录音笔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你们以为我在怕政府追责？我都快进土的人了。我怕的是，说了也没人信。”
“我们会让更多人听见。”大宝说。
老人掐灭烟头，开始讲述。
1959年冬，保定地区连续三个月无有效降水，加上征购任务层层加码，农村开始出现大规模浮肿病。到了1960年春节前后，莲池公社上报死亡人数已达两千余人，但县委要求“控制舆论”，所有医院不得开具“营养不良”或“饥饿致死”的诊断证明。老人所在的打字室接到命令：统一改为“急性肠胃炎”“突发心脏病”等常见病因。
“最狠的一次，”老人声音低沉下来，“是三月初，有个村支书实在看不下去，写了份实情报告递上来。上面批示：‘此件阅后即毁，相关人员思想整顿。’那天晚上，我和老周一起烧文件。火盆摆在院子里，风很大，火星子飞得到处都是。那份报告有十七页，全是名字和死因。我一边烧一边记，记下了三百二十八个名字。后来我把这些名字抄在一本《毛泽东选集》的空白页上，藏在墙缝里。”
他起身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破旧的《毛泽东选集》，翻开扉页。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按村庄分类，每行一个人名、年龄、死亡日期。
“这本东西，我藏了六十二年。”老人抚摸着纸页，“每年清明，我都默默念一遍。我不敢烧，也不敢拿出来。可现在，我想让它见见光。”
林小满眼眶红了。“我们可以数字化保存，原件由您保管，或者交给我们代为封存。”
老人摇头：“原件留给后代。我要活一天，就守一天。但我可以口述，把我记得的都说出来。”
当天下午，他们在附近宾馆租了一间安静的房间，架起设备进行正式录音。老人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从粮食报表造假流程，到上级如何施压媒体封锁消息，再到自己如何在深夜偷偷保留原始数据副本。他说，当时省委曾下发一份内部通知，明确指出“灾情严重地区须确保对外宣传口径一致，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防止信息外泄”。
“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老人最后说，“是我们选择了闭嘴。那时候，一句真话能让你全家倒霉。可现在不一样了，是不是？”
“不一样了。”大宝轻声回应，“有人开始愿意听了。”
回到北京后，他们立即着手整理保定录音，并将其纳入“萤火行动”的核心资料库。与此同时，“百人口述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