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靠烟雾弹掩护才得以脱身。回到安全屋已是清晨六点，医生从老陈口中取出一枚微型磁卡，表面刻着“XH-887-A”。
“这是什么？”林小满问。
“不是钥匙。”大宝凝视着卡片，“是另一份档案的索引。XH-887是调查报告，那A类可能是……原始证据链。”
三天后，老陈苏醒。第一句话便是：“我哥的骨灰盒，埋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东侧第七排，编号D-412。他说，等真相大白那天，就把他的名字刻上去。”
大宝亲自前往八宝山，在管理人员怀疑的目光中出示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家属授权书”。当他打开那个小小的陶罐时，里面除了灰烬，果然藏着一个防水袋，内有一叠泛黄纸张??正是《信阳请愿书》原件，上百个红手印斑驳交错，像一片干涸的血海。
当晚，SWQ平台发布特别公告：《致所有不肯遗忘的人》。
文中首次公开请愿书全文，并附上李秀兰的口述视频、老陈的救治记录、以及西山疗养院现场拍摄的画面。文章结尾写道：
>“他们用电流摧毁记忆，用恐惧封堵嘴巴，用时间冲淡伤痕。但他们低估了人心深处最朴素的执念：一个人记得，就有两个人记得；两个人记得，就能唤醒千万人。这不是复仇，是偿还。偿还未尽的良知，还给那些在寒夜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仍盼着有人替他们说话的灵魂。”
舆论再次沸腾。国内主流平台全面屏蔽关键词，相关网页陆续无法访问。但与此同时，海外镜像站点流量暴增，Telegram群组一夜新增二十万成员，Twitter上#IrememberChina话题登上热搜。更有旅居德国的华裔学者联合发起“口述史国际保护计划”，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入。
一个月后，春暖花开。南锣鼓巷的柳树已抽出新枝，野花铺满石碑四周。
一天清晨，驿站门前出现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约莫十岁，怯生生地放下一封信，转身跑开。信封上写着：“给记忆驿站的大宝叔叔”。
里面是一幅蜡笔画：一群人站在阳光下，手拉着手，背景是一座写着“青坡村”的牌坊。画纸背面，歪歪扭扭写着几句话：
>“老师让我们写‘我家的故事’。我爸爸说，曾祖父做过错事，但他临死前哭了很久。我说，那我们也该记住坏人吗？爸爸说，记住不是为了恨，是为了以后不做同样的事。所以我画了这张画，希望村里的人也能回来。”
大宝看着画，久久不能言语。他将画扫描存档，编号SWQ-ART-001，随即更新了“记忆拼图”系统的首页标语：
>“每一个孩子学会讲述，都是对遗忘的胜利。”
又过了半个月，一位自称“陈国栋侄孙”的年轻人来到驿站。他带来一台老式录音机和一盘磁带，说这是叔叔临终前交给父亲的遗物，嘱咐“三十年后方可播放”。
磁带内容是一段长达四十五分钟的独白，声音正是那位调查组负责人：
>“我们亲眼看见村庄变成坟场，狗吃人尸，孩子啃树皮……我们写下实情，以为能救人。可文件送上去，只换来一句‘政治不成熟’。我被贬去农场养猪，直到改革开放才平反。这些年，我一直在写回忆录，可出版社不敢出，家人劝我算了。现在我要走了，只想留下一句话：**当权力要求你说谎时，沉默也是共谋。**”
这段录音成为《光年2》的核心素材。影片上映当日，全国三十座城市自发组织露天放映，观众席上，有人举着灯牌，写着亲人的名字；有人默默献上一碗白米饭，插着一双筷子；还有退伍老兵整整齐齐地敬礼，说：“我们不该忘记，哪怕被当成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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