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女知青的情况下，重名且经历相似的概率微乎其微。
我忽然想起什么，转身打开保险柜，取出那份《粮票背面的故事》手稿。翻到中间一页，老太太写道：“1970年冬至，大队开会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个女知青，姓李，据说写了‘恶毒攻击’的诗。当晚就没了音讯，后来有人说看见她被抬进了后山树林。”
日期、姓氏、地点，全部吻合。
“这不是巧合。”我说，“李桂花没有死在1962年，她活到了1970年，而且是在公开批判后失踪的。”
赵文娟立刻联系那位退休的卫生院院长。老人这次接得很快，听到“李桂花”三个字时，呼吸明显一滞。
“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名字？”他问。
“杨素芬的日记提过她。”我说，“她说李桂花是真正该被记住的人。”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素芬啊……她一直记得每一个名字。可她不知道，李桂花根本没死在六二年。她被关了八年。”
“八年？”我几乎失声。
“对。”老人缓缓道，“1962年那次高烧只是开始。她因为拒绝揭发同学‘散布反动言论’，被打成‘思想顽固分子’，送进劳改学习班。后来又因在墙上写了一句诗??‘春风不度玉门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一直关到七十年代初。”
“那她是怎么死的？”
“1970年冬至那天，公社组织忆苦思甜大会，让她当众低头认罪。可她站在台上，突然大声说：‘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回家！’话音刚落，就被几个民兵拖下去了。第二天有人说她在禁闭室上吊了，但我去验尸时发现，她脖子上有勒痕，手腕有挣扎造成的擦伤……她是被人勒死的。”
我握着手机，指甲掐进掌心。
“为什么没人管？”
“谁敢管？”老人苦笑，“那时候，一条命还不如一张大字报重要。我们只能偷偷把她埋了，就在后山第三棵松树下。素芬后来知道了，但她不敢去祭拜，只能在日记里写她的名字。”
“她知道李桂花还活着？”
“知道。”他说，“而且不止她一个人知道。兰秀英也知道。她们都见过那首诗的原稿，是用炭笔写在废报纸背面的，最后两句是：‘若有一日春雷动，请带桃花祭我坟。’”
我挂掉电话，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
原来杨素芬的沉默，并非遗忘，而是守护。她在日记里写错年份，是为了保护李桂花的存在不被追查；她一次次提起那些“死去”的名字，其实是在为她们续命??以记忆的方式。
我们决定前往燕北县。
临行前，我在“回声地图”后台看到一条新留言，来自一位匿名用户：
>“我是李桂花的堂妹。当年我家收到一封信，说她病逝，让我们节哀。可我奶奶不信，她说桂花最怕冷，怎么可能死在春天？她每年冬至都摆一碗热汤面，说‘等你姐姐回来吃’。直到九十年代，奶奶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替我找她，哪怕只剩一把骨头，也要带回家。’
>我找了三十年，今天终于在这里看到了她的名字。谢谢你们，让我知道她没有白白死去。”
我们抵达燕北时，已是腊月初八。县城变了模样，高楼林立，唯有红旗公社旧址仍保留着几间土房，歪斜地立在荒草之间。后山早已划为生态保护区，禁止随意进入。我们通过文化局特批的勘查许可，在当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