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宇初拍了拍大宝的肩膀，感慨地说道。
“孩儿啊，长大了要成家了，看到你们长大了，伯伯也老了。”
大宝拉住赵宇初的手，低声说道。
“赵伯伯，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赵宇初一生从不向别人低头，更不会求人，他笑着摇摇头。
“伯伯革命了一辈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一身坦荡清澈如云…”
说到这儿，赵宇初心潮澎湃，他没想到，自己第一次说出这一番话的对象竟然是一个孩子，他掏出一个红包，轻轻的塞进了大宝的衣兜里......
秋分那天，天光微亮，巷口的铜铃响得格外清脆。我推开纪念馆的门，见台阶上又搁着一只旧布包，蓝底碎花，像是从哪个老柜子里翻出来的。打开一看，里面没有信笺，只有一只褪色的红头绳，缠成一个小圈，静静躺在棉布衬里上。旁边压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两个年轻女人并肩站着，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列宁装，另一个披着短发，笑容灿烂。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素芬、秀英，摄于1962年春，燕北县知青点门前。”
我的心猛地一沉。
兰秀英??那个曾在村口小卖部被提起的名字，那个杨素芬日记中反复出现却从未露面的“小兰”，终于以这样沉默的方式出现了。而这张照片，是她们曾经真实存在过的铁证。
赵文娟赶来时，正看见我蹲在门槛上，手指轻轻摩挲着那根红头绳。“这是她们之间的信物。”她低声说，“你看这编织手法，不是市面上买的，是手工打的‘双结扣’，当年女知青之间流行过一阵，说是‘姐妹同心，生死不弃’。”
我们立刻联系周野，请他做图像增强处理。原片模糊，但经过算法修复后，背景细节逐渐清晰：知青点的土墙外贴着几张标语纸，其中一张依稀可辨：“坚决打击破坏集体生产的阶级敌人！”另一张则写着：“忆苦思甜大会将于今晚七点举行”。
更重要地，照片右下角露出半扇窗户，窗台上摆着一只搪瓷缸，上面印着五个红字：“先进工作者”。
“这不是普通的合影。”林小满盯着屏幕，“这是某种仪式性的记录。她们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也想让未来的人知道。”
我们决定顺着“先进工作者”这条线索查下去。全国同款搪瓷杯生产于1958至1965年间，主要发放对象为劳动模范、优秀干部和表现突出的基层职工。通过比对燕北县地方志中的表彰名录，我们发现，1962年全县仅有三人获此称号，其中一人正是时任红旗公社第三生产队妇女主任??杨素芬。
“她被评为先进？”赵文娟皱眉，“可她的日记里从没提过这事。”
“因为她根本不想当。”我说，“她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记里写过：‘他们让我站台发言，说我是‘扎根农村的好榜样’。可我知道，我只是个活下来的幸存者。真正的榜样都死了，李桂花、王秀兰、陈阿妹……她们才是该被记住的人。’”
照片上的荣誉，竟是以沉默换来的代价。
我们开始寻找兰秀英的下落。此前只知道她是七九年回城的知青，母亲姓兰，女儿在燕北开小卖部。但“兰秀英”这个名字并未出现在任何公开档案中。直到我们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民政局协助下，调取了当年知青返城登记表的微缩胶片，才在一个边缘破损的页面上找到了她的名字：兰秀英，籍贯江苏苏州，1960年下乡，1979年经“特殊审批”回城，理由栏写着：“亲属病重，无人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