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审批？”林小满疑惑，“一般都要政审合格才能走，她怎么例外？”
周野进一步挖掘发现，批准她回城的文件上有两个签名：一个是县革委会主任，另一个则是时任卫生院院长??正是后来寄来病历的那位退休院长。
“是他帮了她。”我说，“也许就是因为杨素芬临终前托付过他。”
我们试着联系这位院长，电话打通时已是深夜。老人声音沙哑，听出我们的身份后，沉默良久才开口：“你们不该再翻这些事了……可我又觉得，或许早就该有人来做。”
他说，兰秀英离开前曾来找过杨素芬一次。那是1978年的冬天，两人在医院病房里待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兰秀英独自走出医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里紧紧攥着一封信。
“素芬让我转交给她。”院长说，“但她没拆，直接塞进了行李箱。后来听说，她在苏州住进一间筒子楼，终身未嫁，靠教小学语文维生。八十年代中期得了抑郁症，九十年代初跳河自尽，遗体三天后才被人发现。”
我握着听筒，喉咙像被砂纸磨过。
“她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有。”老人缓缓道，“她女儿整理遗物时，在一本《新华字典》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两行字：‘对不起，没能守住承诺。如果还有来世，请让我做你妹妹。’”
风穿过电话线，带来遥远的叹息。
第二天清晨，我和赵文娟驱车前往苏州。我们在当地教育局的帮助下，找到了兰秀英任教过的学校。一位退休的老校长接待了我们，听说来意后，颤巍巍地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
“这是她唯一留下的东西。”他说，“每年清明，她都会请假一天，谁也不知道去哪儿。有次同事偷偷跟着，说她去了郊外一座无名坟地，跪着烧纸，哭到昏过去。后来大家都不敢问了。”
纸袋里是一叠手稿，共三十六页，标题为《关于那段日子的几点说明》，落款日期是1998年4月5日，也就是她自杀前两年。
文中写道：
>“我本不该活下来。1962年夏天，队长把我叫去办公室，说只要配合工作，就可以免去夜校扫盲任务。我没答应。当晚就被几个民兵押到仓库，关了一夜。第二天有人说我‘作风有问题’，没人肯信我清白。
>是素芬站出来替我说话。她说：‘兰秀英是我介绍来的知青，我担保她品行端正。’
>可代价是，她被撤销了妇女主任职务，还被罚去挑粪三个月。
>我一直想报答她，可在那个年代，连一句谢谢都是危险的。
>直到七九年回城那天，她塞给我五十块钱和一张车票，说：‘走吧，别回头。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可我活得并不好。我总梦见那个仓库，梦见自己喊不出声。我结婚三年就离了，因为丈夫一碰我，我就发抖。
>我不敢生孩子，怕他会继承我的恐惧。
>所以，当我听说她癌症晚期时，我想回去看她最后一面。可等我赶到，她已经昏迷。
>我坐在床边握了她三个小时的手，一句话也没敢说。
>因为我知道，有些恩情，穷尽一生也无法偿还。”
读完这篇文字，我们站在空荡的教学楼走廊里，久久无法言语。窗外细雨绵绵，打湿了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