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花镜从鼻梁滑落，悬在链子上微微晃动，他却浑然不觉。
“这……这简直是……”
他喃喃自语，随即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激动地在书房里踱步。
那种感觉，就像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多年的人，突然看到前方透来明亮的光线。
他迫不及待地取出正在研究的《春秋繁露》残卷，将校勘四法一一应用其中。
对校法让他系统地梳理了现存各本的异文，本校法揭示了董仲舒着作的内在体例，他校法则指引他查考了《白虎通义》等相关文献。
最令他惊叹的是理校法。
当他结合汉代思想史的展脉络和当时的书写习惯，那个困扰他数月的“天人感应”
处的文字疑案竟然迎刃而解。
激动之下，他的字迹都显得有些潦草，仿佛生怕赶不上思绪奔腾的度。
那天晚上，郑教授完全沉浸在学术的喜悦中，罕见地忘了妻子“不管任务多重、工作多忙，都必须按时吃晚饭”
的叮嘱。
他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台灯温和的光芒照亮了他专注的面容，陪伴着他度过枯燥孤独的漫漫长夜。
他不仅用校勘四法解决了当前的难题，更重新审视了以往存疑的多处释文。
这种感觉，就像突然获得了一套精密的考古工具，让他得以用全新的视角审，视那些曾经只能依靠经验和直觉模糊感知的问题。
次日清晨，郑教授迫不及待地铺开信纸，给周硕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
他用工整的楷书写下了运用四法解决《春秋繁露》疑案的详细过程，随信附上了自己精心整理的异文对照表和推理笔记。
在信的末尾，这位研究秦汉文献二十余年的教授，用略带颤抖的笔迹写道：“先生之法，实为古籍整理开辟新径。
若能得先生指点一二，实为平生大幸。”
那些由于心绪激荡而显得神采飞扬，甚至是潦草的字迹，充分的展现了一个古籍工作者，对于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赤诚热爱，以及获得新的方法论的激动。
令郑教授又惊又喜的是，仅仅三天后，他就收到了周硕的回信。
更让他感动的是，回信不是简单的客套，而是针对他提出的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甚至还敏锐地指出了他推理中一个细微的疏漏。
郑教授后来常对研究生们感慨：“周教授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供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思路，这种学术胸襟，实在令人敬佩。”
从此，郑教授成了校勘四法的忠实实践者和推广者。
他在自己的研究团队中全面推行这一方法，还特意开设了研究生专题课程。
最让他自豪的是，运用这套全新的“校勘四法”
，成功解决了《盐铁论》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文本问题，这项研究成果最终表在了最新一期的《文史》上。
在给周硕的第二封信中，郑教授深情地写道：“这套方法最大的价值不仅是提供了工具，更是重塑了我们对待古籍的态度——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成说，既重视实证又敢于推理。”
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学者对学术创新的由衷赞叹与感激。
……
在江南某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内，研究员赵明远正对着一批新入藏的明代嘉靖刻本愁眉不展。
修复室内恒温恒湿，柔和的光线从特制的防紫外线灯管中洒下，他戴着白色棉质手套，指尖轻触着泛黄脆弱的书页，生怕稍一用力就会让这些历经数百年的纸张再受损伤。
这是一套《文选》残卷，共计二十三卷，其中七卷损毁严重。
多处文字因虫蛀和水渍而漫漶不清，墨色深浅不一，有些字迹仅剩下些许淡痕。
最令人头疼的是第六卷中《洛神赋》部分，关键句子中的“诗”
字只剩左下角一点墨迹，难以辨认。
当他读到《文献》杂志上周硕的文章时，激动得连手中的专业放大镜都差点滑落。
“妙啊！
这‘四法’环环相扣，正是解决这些疑难杂症的良方！”
他忍不住拍案叫好，惊得隔壁工作间的同事探头来看。
他指着那一页上模糊的“诗”
字痕迹，喃喃自语：“对校法可查国图藏本和静嘉堂本，本校法可核《文选》固有体例，他校法可证《文心雕龙》等相关文献，最后用理校法结合六朝文风定其是非……”
当晚，他在古籍部的老式台灯下埋头奋笔疾书，橘黄色的灯光映着他专注的面容。
他给周硕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不仅详细描述了三个最棘手的案例，还精心绘制了损毁情况的示意图，甚至附上了高清扫描的书影和多光谱成像数据，恳切地请教该如何运用四法进行分析。
信纸旁散落着他多次修改的草稿，纸篓里已经积了厚厚一叠废纸。
……
与此同时，在西北敦煌研究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资深研究员王教授正召集他的博士生们开会。
沙漠的狂风猛烈拍打着窗户，出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