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声响，但室内每个人都全神贯注。
投影仪上清晰展示着《历史研究》上的校勘四法示意图，光线在略显昏暗的会议室中投下一道明亮的光柱。
“同学们，”
王教授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手中的激光笔在幕布上轻轻晃动，“我们不能再固步自封了。
这套方法对我们正在整理的敦煌写本太有用了！”
他走到幕布前，手指轻轻点着示意图上的四个环节，“特别是p2oo1号写本中那个一直存疑的‘佛’字，历代学者各执一词，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套系统的方法来重新审视。”
他特别指着“他校法”
和“理校法”
说：“比如这个‘佛’字，我们不仅可以参照同时期敦煌写本中的类似字形，还能结合唐代佛教文献的用字惯例，甚至从音韵学的角度进行推理判断。”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激烈的讨论声，博士生们纷纷拿出笔记本记录，有人迫不及待地提出自己研究中的类似案例。
会后，沙漠的夜空已繁星点点，王教授却毫无倦意。
他在会议结束的第一时间，就已经让团队用新方法重新检视材料，自己则留在办公室，给周硕去一封邮件。
邮件中不仅详细请教关于异文判断的具体标准，还附上了写本的高清数字图像和多角度拍摄的局部特写，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
在邮件的最后，他写道：“先生之法，如暗室明灯，为我等敦煌学研究开辟新途。”
……
而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间典雅公寓里，汉学家弗朗索瓦教授正激动地挥舞着最新一期的《文史》。
他的中国妻子林静闻声从书房走来，手中还拿着一本校勘到一半的《庄子集释》。
“亲爱的，你看这篇论文！”
弗朗索瓦用流利的中文说道，手指轻抚着期刊页面，“这位周硕教授提出的校勘四法，简直是为我们正在做的《论语》法译本量身定做的！”
他特别指着文章中关于“理校法”
的部分，“我们最近正好在几个版本的异文判断上遇到困难，这个方法来得太及时了。”
林静接过期刊，就着落地灯的暖光仔细阅读起来。
作为同样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她敏锐地现了中西学术对话的可能性：“这里关于文字形讹的论述，或许可以结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那批明抄本来验证。”
她说着，走到书柜前取出一本笔记，“我记得我们在整理伯希和藏品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案例。”
当晚，在妻子协助下，弗朗索瓦给周硕写了一封诚恳的长信。
他用优雅的学术英语表达了敬佩之情，同时请教了几个关于四法在国际汉学研究中应用的问题。
信中还详细描述了一个具体案例：某个《道德经》法译本中“道可道，非常道”
的异文问题，不同版本在“常”
字处有作“恒”
、“常”
、“长”
之异，希望能用校勘四法来解决这个长期争议。
并随信附上了他们整理的大量异文对照表和书影档案。
……
这样的信件，如同雪片般飞向周硕的邮箱。
有年轻学者忐忑地请教基础问题，也有资深教授以平等姿态探讨学术细节。
特别让周硕印象深刻的是一封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邮件。
着名汉学家李约瑟的研究助手在信中写道：“我们在整理李约瑟博士遗稿时，遇到了一些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中的文字疑难。
特别是《天工开物》中关于冶金技术的记载，各版本文字差异很大，校勘四法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信中还附上了李约瑟生前的手稿笔记扫描件，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
让周硕感动的是，这些来信不仅表达了赞赏，更带来了许多宝贵的实践案例和建议。
一位蜀地的老学者在信中分享了运用四法校勘《华阳国志》的心得；一位宝岛的研究员寄来了整理好的《台湾府志》异文对照表；甚至还有扶桑大学的学者来信，讨论四法在训读扶桑汉文古籍中的应用可能。
当然，更多的还是询问这本学术专着何时付梓出版。
一位偏远地区大学的老教授在信中恳切写道：“读及校勘四法之报道，深感振奋。
盼能早见专着，以惠泽后学。”
海外汉学界也对“校勘四法”
有着极高的评价，以及比国内更迫切的需求。
某国际知名汉学家在致周硕的书信中称：“此系统方法论于国际汉学研究意义非凡，期待英文版面世。”
学术界的反应之热烈，已经远远出了周硕的预期。
但他依然保持着平时的沉着，在回复每一封来信时都强调：“方法的价值在于应用，欢迎各位同仁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这套方法。”
有时夜深人静时，他会在办公室仔细研读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案例，将其中有启的见解记录下来，用于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