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身边，掌心的温度透过军装传过来，指着地图说：“今天召集大家来，是要成立黔东特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咱们神兵兄弟也要编入正规红军，成立黔东纵队！”他的手指重重敲在地图上的“沙子坡”三个字上，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编入红军？”宁国学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他右肩的枪伤还没好利索，动作一大便疼得龇牙咧嘴，额头瞬间冒出冷汗：“那咱们神坛的规矩……”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那里曾经挂着神坛的令牌，如今却空空如也。
“神坛的好规矩要留，坏规矩得改。”贺龙指着墙上的标语，那是用红漆写的“打土豪分田地”，字迹遒劲有力，“‘禁烟禁酒禁盗’要留，‘画符念咒’得改；‘为民除害’要留，‘刀枪不入’的迷信得改。咱们要搞土地革命，靠的是枪杆子和民心，不是神符！”他拿起桌上的粗瓷碗喝了口茶，茶水顺着嘴角流到下巴上，他用袖子一擦，继续说道：“你们想想，去年攻德江城，是不是因为信了‘刀枪不入’，白白牺牲了那么多弟兄？”
张羽让摸着下巴上的胡茬，若有所思地说：“贺军长说得在理。上次新洲伏击，要不是红军教的‘口袋阵’，咱们就算喝十斤神水也拿不下那个炮楼。”他腰间的神坛令牌早就换成了红军的手枪，说话时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军装的褶皱里还沾着泥土，那是刚从训练场赶来的痕迹。
贺龙拍了拍桌子，桌面的尘土被震得飞扬起来，目光扫过众人：“经特委研究决定，成立黔东纵队，下设三个支队。李天保同志熟悉印江、沿河地形，任第一支队支队长；张羽让同志作战勇猛，任第二支队支队长；宁国学同志负责后方动员，任第三支队支队长！”
“我能行吗？”李天保突然插话，手心冒出细汗，把军装的袖口都浸湿了。他想起去年二打印江城时的惨败，想起那些倒在枪下的弟子，他们的脸在他眼前一一闪过，心里既激动又忐忑。贺龙握住他的手，掌心的老茧磨得他手心发痒，却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你李天保能带着神兵在天池坪竖起‘天下太平’旗，能在白石溪为民除害，就一定能带好队伍！红军会派指导员帮你，咱们边学边干！”
窗外突然闪过一道金光，众人抬头望去，只见一只金雕盘旋在院子上空，翅膀展开时遮得日影都变了形状，羽毛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芒。李石柱惊呼起来：“是神鹰！师父您看，神鹰来护佑咱们了！”李天保正要呵斥他迷信，却见贺龙笑着说：“这是黔东的山鹰，以后就是咱们纵队的守护神，护着咱们打土豪、分田地！”他的话既维护了神兵的信仰，又巧妙地引向革命目标，众人听了都点头称是。
下午的选举大会在院子里举行，闻讯赶来的百姓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连墙头和树上都爬满了人。孩子们举着自制的小红旗，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老人拄着拐杖，坐在门槛上，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期盼。当苏维埃政府主席田汉宣布“黔东纵队正式成立”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震得院门口的老槐树叶子都在簌簌作响。
贺龙亲自为李天保佩戴支队臂章，红布缝制的臂章上绣着“黔东纵队第一支队”九个字，针脚细密，显然是妇女会连夜赶制的，边缘还留着淡淡的香水味——那是用山野里的栀子花泡的水染的。臂章别在左胳膊上，沉甸甸的像块烙铁，烫得他心里发热。
“支队长，这是特委给你的委任状。”红军指导员王瑞递过来一张牛皮纸，上面盖着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红印，印章的朱砂还透着新鲜的光泽。李天保双手接过，指尖触到纸面时微微颤抖——他这辈子没认过多少字，是去年在神坛当“佛主”时，逼着账房先生教的，如今却认得纸上“李天保”三个字，认得那个鲜红的印章比任何神坛令牌都更有分量。
散会后，百姓们涌上来送吃的，红薯、玉米、炒黄豆堆满了桌案，还有人提着一篮刚摘的野桃子，绒毛上还沾着露水。一个瞎眼老婆婆摸索着找到李天保，她的眼睛在十年前的瘟疫中瞎了，却能准确地摸到他的胳膊，把一串用红绳穿的虎牙挂在他脖子上：“天保娃，这是当年你爹打老虎时留下的，带着能挡子弹。”虎牙被摩挲得光滑温润，李天保眼眶一热，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神坛救不了穷人，得靠自己抱团”，如今总算明白了这话的意思。
傍晚时分，李天保带着新任命的支队干部在河边议事。夕阳把乌江染成了金红色，河水滔滔东流，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哗哗的声响。李禄渊被任命为副支队长，负责训练新兵，他正拿着树枝在沙地上画着训练场地的草图；曾在神坛掌管法器的文贵弟任宣传员，她带来的“七仙女”支队如今成了妇女救国会的骨干，正低头记录着王瑞指导员的讲话，她的发髻上插着一朵野菊花，是白天百姓送的。
众人围坐在篝火旁，火星子不时溅起，落在草丛里。王瑞指导员拿出地图，在地上铺开，地图边角卷着毛边，上面用红铅笔标着密密麻麻的记号：“第一支队的任务是保卫印江到沿河的交通线，重点防控沙子坡、白石溪这几个要道。”他指着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