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七月的黔东，晨雾像浸透了清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沙子坡的山峦上。李天保站在鹰嘴崖边，露水打湿了他的灰布军装，领口处的红星帽徽却依旧鲜亮。他望着远处乌江支流上的晨雾渐渐散去，露出被夜雨冲刷过的青绿色河谷，河谷里的鹅卵石在晨光中闪着细碎的光，像撒了一路的碎银。
腰间的七星刀在晨光中泛着冷光，刀鞘上镶嵌的七颗铜星是当年天池坪设坛时，弟子们凑了半月口粮换来的红铜打造的，如今被他摩挲得发亮，铜星边缘都磨出了圆润的弧度。这把曾被视为“斩妖除魔”的法器，自从上个月在沙子坡见到贺龙军长后，便再没沾染过符水——那道用朱砂画在刀身上的“镇邪符”，早已被他用磨刀石细细磨去，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印痕。
“师父，该出发了。”身后传来李禄渊的声音，带着清晨的微哑。这位曾在二打印江城时背着李天保冲出重围的徒弟，如今军装领口系着整齐的风纪扣，腰间的驳壳枪取代了往日的神坛令牌，枪套上的皮带被他系得一丝不苟。李天保转过身，看见十几个神兵战士正在收拾行装，他们的灰布军装上别着红布五角星，原本藏在怀里的黄纸符被整齐地叠好，放在了行囊最底层，像在安放一段即将告别的往事。
“把那些符纸烧了吧。”李天保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山风掠过他的脸颊，掀起额前的碎发，露出额角那道在滥弯坡战斗中留下的疤痕。李禄渊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师父的意思，从行囊里掏出那叠用红线捆着的符纸，划了根火柴点燃。橘红色的火苗在晨风中跳动，舔舐着黄纸，将“刀枪不入”“神明护体”的咒语烧成灰烬，纸灰打着旋儿飞向山谷，像一群白色的蝴蝶在晨雾中翩跹。
队伍沿着山间小路前行，露水打湿了裤脚，带着草木的清香钻进鞋里。李天保走在最前面，手里的步枪随着脚步轻轻晃动，枪托上还留着他用刻刀凿的北斗七星图案——这是他最后的念想，既舍不得完全丢掉神坛的印记，又渴望融入红军的队伍。枪身的蓝钢被擦拭得发亮，倒映出他眼角的细纹，那是常年风吹日晒和心头焦虑刻下的痕迹。
“师父，您说红军真能让咱们分田地？”一个年轻战士突然问道，声音里带着少年人的清澈。他叫李石柱，是天池坪神坛最小的弟子，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左耳后有颗米粒大的朱砂痣，那是当年喝神水时不小心被香灰烫的。李天保停下脚步，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村寨，炊烟正从青瓦屋顶升起，在晨雾中散成淡淡的白烟：“贺龙军长说的，‘打土豪分田地，穷人做主人’，我信他。”他想起上个月在沙子坡，贺龙握着他的手说“天保同志，神兵是好样的，但要信革命，别信鬼神”时，那双眼睛里的真诚比任何神符都让人心安，掌心的老茧磨得他手背发痒，却有一种踏实的暖意。
队伍行至半山腰的迎客松处，突然听见前方传来阵阵马蹄声，像鼓点敲在石板路上。李禄渊立刻示意大家隐蔽，自己则和两个战士猫着腰爬上旁边的巨石侦查。巨石上长满了青苔，三人踩上去滑得险些摔倒，赶紧抓住石缝里的野葛藤。片刻后李禄渊跑回来，军帽歪在一边，脸上带着兴奋的红晕：“是红军的通讯员！他们说特委会今天在沿河召开，让咱们务必赶到！”
李天保心中一振，加快了脚步。绑腿勒得小腿发紧，他却浑然不觉——自从五月在沙子坡与贺龙会面后，他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那位留着八字胡的军长不仅没嘲笑他“画符念咒”的往事，反而搬来长条凳请他坐下，认真倾听神兵的遭遇，临走时还送了他一本《红军战士读本》。书皮是牛皮做的，边角已经磨圆，里面的字迹是用蓝墨水写的，有些页面还夹着干枯的野花。这些天夜里，他总在油灯下翻看那本书，虽然很多字不认识，但“工农联合”“土地革命”这几个字却像火把一样照亮了他的心，连做梦都在念叨。
中午时分，队伍抵达沿河县苏维埃政府驻地。这是一座改建的地主宅院，青砖黛瓦，院墙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红军战士，他们的军帽上缀着闪亮的红星，像两颗小小的太阳。看见李天保等人便热情地迎上来：“是印江的李天保同志吧？贺军长在里面等你们呢！”战士的声音洪亮，带着陕西口音，阳光照在他脸上，汗珠像珍珠一样滚落。
走进正堂，李天保看见十几个身着军装的人围坐在长桌旁，桌上铺着一块深蓝色的粗布，摆着几个粗瓷碗，里面的茶水还冒着热气。其中既有红军干部，也有各县神坛的首领——德江的张羽让、沿河的宁国学、务川的赵国清都在其中。张羽让的左臂还缠着绷带，那是上个月在新洲伏击战中被流弹擦伤的；宁国学右肩的枪伤还没好利索，坐姿有些僵硬，却依旧腰杆笔直。贺龙坐在主位，正拿着一张地图和众人讨论着什么，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腰间的皮带系得很紧，看见李天保进来，立刻笑着起身：“天保同志可算来了！就等你了！”
李天保有些局促地抱拳行礼，右手刚抬到胸前又猛地停下，这才想起红军不兴这套，赶紧改为举手礼，动作僵硬得像根木棍，惹得众人都笑了起来。贺龙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