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文渊的身影频繁出现在蜀郡各地的阡陌之间。
他踏着晨露走访村落，踩着暮色核查田契，指尖划过鱼鳞册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时，总能敏锐地察觉到改革推行中的滞涩——阻力大多盘踞在四个角落：地方官僚阳奉阴违，将田亩账册做得花团锦簇，实则暗地包庇亲族；世家大族仗着根深蒂固的势力，明里抗拒均田，暗地里煽动佃户闹事；豪强地主更是直接将丈量土地的吏员拦在门外，声称“祖产不可动”
；就连些酸腐文人，也聚在茶楼酒肆里摇头晃脑，说什么“废井田、开阡陌乃是乱政”
，用笔墨渲染着“人心不古”
的论调。
文渊在郡衙的油灯下对着舆图沉思三夜，终于定下新策。
他先让青衣带着亲卫深入各村，将官府印制的《均田令》贴在祠堂墙上，逐条用方言解说给农户听——“男丁授田十亩，妇人五亩，缴足赋税便可世代耕种”
，直白的许诺像颗石子投进死水，很快激起千层浪。
各村农户自组织起来，拿着祖传的地契与官府核对，那些被隐瞒的田亩、被强占的膏腴之地，渐渐露出了原形。
根基一稳，文渊便挥下了雷霆手段。
他亲自坐镇刑场，将三个抗命最凶的地主当众问斩，抄没的家产一半充公，一半分给无地的佃户；又借着核查户籍的由头，将勾结豪强的两名县尉革职查办，枷号示众三日，吓得郡内大小官吏再不敢敷衍。
对付盘根错节的世家，他则用了分化之法——先颁布了一项“推恩令”
，对世家大族以及地主豪绅从内进行分化。
对主动献田的家族，保留其族学祭祀的特权；对负隅顽抗的，便以“隐匿田产、意图谋反”
的罪名，削其族籍，贬为庶民。
几场风波下来，那些世代簪缨的家族终于收敛了气焰。
而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人，文渊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
他在郡城设了“新政学堂”
，邀请王通，王度等认同改革的儒士讲学，凡是能写出《均田利弊论》且言之有物者，皆可入府担任文书；对那些仍在背后诋毁新政的，则命人搜集其贪腐劣迹，编成《秽言录》张贴在城门口，臊得他们再也不敢抛头露面，上蹿下跳。
文渊还在合并之后各村镇设立了治安所加以威慑；兴办免费开智学堂造福于民。
这场变革如同一股洪流，自下而上冲刷着蜀郡的旧秩序。
文渊再去乡间查看时，只见新开垦的田地里稻浪翻滚，田边地头的农户们，脸上终于有了踏实的笑意。
其实这般雷霆手段，并非文渊的本意。
作为一个浸淫过两千多年历史的穿越者，土地制度的变迁在他脑中如掌纹般清晰——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战国的“废井田，开阡陌”
；从曹魏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到北魏以降的均田制；再到明清的圈地、更名田，直至近代“平均地权”
的呐喊……这每一次制度更迭的背后，都是一部浸透着血与泪的探索史。
他太清楚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的核心脉络：
其一，所有权的流转。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井田制（国有），到春秋战国铁器牛耕推动下私有产权的确立，后世便始终以私有土地为主导，仅辅以少量屯田、官田等国有形式作为调节。
这是历史车轮碾过的必然轨迹。
其二，矛盾的永恒博弈。
土地兼并与国家调控，几乎是所有王朝逃不开的宿命符咒。
王朝初期往往通过均田、屯田等手段抑制兼并，可一旦吏治松弛、权贵坐大，土地便会像滚雪球般涌向少数人手中，最终制度崩溃，流民四起，引社会动荡乃至改朝换代。
其三，剥削形式的进化。
从井田制下“借民力以耕公田”
的劳役剥削（助法），到秦汉后的实物地租，再到明清商品经济萌芽后渐兴的货币地租，每一次转变都映照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也暗合着农民人身束缚的松动。
其四，农民地位的觉醒。
先秦时期，农民是依附于贵族的“野人”
，形同私产；宋元以降，租佃制普及，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逐渐减弱，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而近代以来，直至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才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让农民从土地的附庸，变成了土地的主人。
正因为洞悉这层层叠叠的历史肌理，文渊才深知：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