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漫上来时,赵国强坐在别墅露台上算总账。
大理石桌面上摊着账本,钢笔在纸上写得沙沙响:
半山别墅加初期商铺花了三十五万,新购的三十四间商铺加仓库三十七万,冰柜磅秤二十四万两千五,再算上刚买的大货车和零碎开销,账户里还剩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一百五十港币。
晚风卷着院中的玉兰香掠过,他望着红磡方向的灯火,指尖在账本上轻轻一点——这些食材都是从空间里取的,没花一分成本,往后卖出去的钱,除了工人工资全是纯利润;
商铺仓库已买下,不用付租金,唯一的难题,是眼下人手还没凑齐,而这些余钱,刚好能再盘些临街铺子。
次日清晨六点,红磡仓库的铁门“吱呀”
一声被拉开,阿彪和阿福刚推开门,就被冻库里的景象惊得愣在原地:
铁架上挂满了新鲜的猪肉、牛肉,红白肌理间凝着细霜;仓库一角竹笼里的野鸡野兔扑腾着翅膀,翎羽在冷气里泛着光泽;
冷气裹着肉香扑面而来,连空气都像是被冰镇过,清冽又厚重。
赵国强早已在仓库里等着,见两人进来,扬了扬手里的送货单:“先按地址送第一趟,早市最要紧,别耽误了开门。”
单子上用红笔标好了每间店铺的名字和位置,“肉要先送,卸完肉再送冰柜到肉铺,最后送粮食,注意别把袋子磨破了。”
阿彪用力点头,和阿福挽起袖子就开始装货。
两人手脚麻利,先用防水布把肉裹好,再小心地搬上货车,指腹避开肉面的霜花,生怕沾了灰尘;
仓库地上的粮食袋子码得整整齐齐,袋口用麻绳扎成紧实的十字结,阿福拎起一袋晃了晃,听不到半点漏米的声响。
赵国强看着他们忙活,把仓库钥匙递过去:“卸完货记得锁门,下午我过来盘点。”
交代完琐事,他开车返回别墅。
刚到门口,就瞧见二十几个人站在石阶下,晨光里的身影各有各的模样:
李父李老实,五十出头,头半白却梳得齐整,脑后用布带扎着小辫,脸上刻着田埂似的皱纹,手里握着把磨得锃亮的剔骨刀,刀鞘是用旧蓝布缝的,边角磨出了毛边,刀柄被汗浸得亮——一看就是跟刀刃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
李母张桂芝,四十八岁,鬓角别着朵干枯的栀子花,蓝布衫的领口补着块浅灰补丁,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手腕,手里攥着块粗布帕子,见赵国强下车,下意识地往丈夫身后躲了躲,眼角的笑纹里藏着几分腼腆。
李卫东大姐李红梅,二十三岁,梳着齐耳短,额前留着整齐的刘海,穿件月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和领口都浆得笔挺,背着个蓝布包,包角硌出方方正正的轮廓,不用看也知道是算盘,说话时眼神清亮,像浸了水的黑琉璃:“赵老板,我算账准得很。”
李弟李建业,十九岁,个子蹿得老高,穿件洗得白的工装,裤脚卷了两圈,露出脚踝上几道新添的划痕,双手背在身后,指节因为紧张泛着白,眼睛却直勾勾盯着墙上的店铺名单,透着股少年人的执拗。
李卫东的表哥王铁牛,三十岁,身量壮得像头犍牛,黝黑的脸上留着圈络腮胡,胡茬上还沾着点麦糠,穿件无袖坎肩,胳膊上的肌肉块随着动作滚动,手里捏着根磨亮的麻绳,是码头搬运工的家什,笑起来露出两排白牙:“赵老板,我啥重活都能扛!”
王铁牛的媳妇陈春燕,二十七岁,梳着两条粗辫子,辫梢系着红头绳,穿件碎花布褂,怀里揣着个布兜,里面露出半截奶瓶,是给孩子备的,她声音细弱却清晰:“我会记账,也能帮着割肉,不怵腥气。”
另有十几个从劳务中介来的,站在人群后,眼神里满是期待:
周桂枝,四十岁,头用黑色网罩拢得整整齐齐,露出光洁的额头,穿件灰布衫,左腕戴着只磨得亮的银镯子,说是以前在粮站管过账,伸出的手骨节分明,指腹因为常年拨弄算珠,磨出了层薄茧,算盘打得“噼啪”
响时,眉梢会微微扬起。
刘二柱,二十五岁,左腿微跛,却站得笔直,裤脚特意往左边收了收,露出打了补丁的袜子,手里总攥着把小巧的剥皮刀,刀鞘是自己用竹子削的,刻着简单的花纹,他低声说:“我干活慢些,但保证不出错,以前在屠宰场帮过工,认得肉的好坏。”
林阿妹,十九岁,梳着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辫梢缠着彩色玻璃丝,穿件水红色短褂,是纺织厂的下岗女工,看着纤细,却能单手拎起半袋面粉,脸颊透着健康的红晕,说话带着点怯生生的闯劲:“我啥都能学,不怕脏不怕累。”
还有码头工人老马,四十六岁,说他不但能在店里卖粮食,货车来的时候,他还能帮着搬货;
家庭妇女孙淑琴,三十五岁,怀里抱着个熟睡的孩子,用布条把孩子捆在背上,说既能算账又能搬货,孩子不闹人……二十几张面孔,年纪从十九到五十六岁不等,脸上都带着几分拘谨,却难掩眼里的盼头。
赵国强打开铁门:“你们都进来吧。”
领着众人走进会客厅,指了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