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实力，只想在乱局中保全自身。
咸和四年（329年）二月，苏峻之乱最终被平定，苏峻战死，其残余势力被彻底剿灭，东晋朝廷重新掌控建康。局势稳定后，晋成帝与权臣庾亮立即将目光投向地方割据势力，下令“凡趁乱聚众者，或归降朝廷，或就地剿灭”。此时的徐舆面临着艰难抉择：归降朝廷，意味着失去所有权力与武装，可能还会因“割据”之罪被清算；继续抵抗，又无力与恢复元气的东晋军队抗衡。最终，徐舆选择了“主动归降”——他率领部众五千余人，前往建康拜见陶侃，献上自己控制的摄山及周边地区的户籍与地图，表示愿意“解散部众，入朝为官”。
陶侃考虑到徐舆在平叛期间曾袭扰苏峻粮道，且摄山一带百姓对其较为拥护，若强行剿灭可能引发动荡，便上奏朝廷，请求赦免徐舆的“割据之罪”，并任命他为“句容县令”——这一职位虽为地方官，却无兵权，实际上是将徐舆纳入朝廷的控制范围，同时瓦解他的武装力量。徐舆接受了任命，解散了大部分部众，只留下少数亲信跟随自己前往句容任职。不过，他的“归降”并未换来长久的安稳——东晋朝廷对这些“趁乱崛起”的豪强始终心存忌惮，两年后（331年），庾亮以“徐舆私藏兵器、勾结流民”为由，将其罢免官职，流放至广州。关于徐舆的最终结局，史籍中并无明确记载，推测他应是在流放途中病逝，或是在广州的偏远之地终老，一代“摄山大王”的传奇就此落幕。
徐舆的一生，虽短暂而充满争议，却成为东晋初年地方势力趁乱崛起的典型缩影。他的崛起，本质上是东晋中央权威衰落、地方秩序崩溃的产物——当朝廷无力保护百姓时，豪强凭借自身实力“保境安民”，进而形成割据，这既是乱世中个体的生存选择，也是东晋政权“士族共治”体制弊端的直接体现。他的结局，也印证了“乱世豪强难以长久”的规律——一旦中央政权恢复稳定，必然会着手铲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大一统的统治秩序。
从历史影响来看，徐舆的事迹虽不光彩，却为我们研究东晋时期的地方社会提供了重要线索。他所代表的“摄山武装”，是东晋初年“流民与豪强结合”的典型武装模式：以豪强为核心，以流民为基础，以“保境安民”为旗号，在乱世中谋求生存与发展。这种模式不仅存在于建康周边，在东晋的荆州、江州等地也广泛存在，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重要力量。此外，徐舆在摄山的统治举措，如“招抚流民、恢复农业、维护治安”，也从侧面反映了乱世中百姓对“稳定”的渴望，以及地方豪强在“秩序重建”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既是乱局的受益者，也是短暂秩序的维护者。
如今，摄山（栖霞山）早已成为南京的名胜古迹，山间的栖霞寺香火鼎盛，当年徐舆修筑的堡垒与营垒早已湮没在草木之中，唯有地方志中零星的记载，还能让我们窥见这位“摄山大王”的传奇经历。徐舆的故事，虽不如苏峻、陶侃等历史人物那般波澜壮阔，却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还原了东晋初年乱世的真实面貌——在那个中央与地方博弈、秩序与混乱交织的时代，每个个体都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选择，而徐舆的选择，正是无数地方豪强的共同命运：趁乱崛起，随治而亡，最终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朵不起眼的浪花，却也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