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工作中的“积极表现”，他被任命为轧钢厂的杨厂长，穿上了挺括的干部制服，可每次站在厂门口，他都觉得那身衣服像枷锁，勒得他喘不过气。
“秤砣”和“火柴”的境遇也大同小异。“秤砣”因熟悉街道情况，被安排到铜锣鼓巷街道办事处当王主任，每天处理着居民的琐事，却总在看到与李有水家相似的四合院时愣神；“火柴”则凭借当年在地下党负责保卫工作的经验，成了区治安队的陈队长，握着执法权，却始终不敢回想那个寒夜。他本可以救李有水夫妇，却因为“老刀”的失误和上级“不能暴露”的命令，只能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
三人的日子看似安稳，心里却始终悬着一块石头。当年的失职，像一根毒刺，深深扎在他们心底，既是对李有水夫妇的愧疚，也是对“秘密暴露”的恐惧。他们最怕有人提起1947年那个冬天，最怕有人问起“李有水夫妇为什么没能撤离”，更怕有人追查“接应小组当年到底出了什么事”。
而龙老太太和易中海，恰好抓住了他们的软肋。解放后，龙老太太的儿子跟着光头去了岛上，她则遣散下人掩盖身份依旧住在四合院里，做了平日里深居简出的孤寡老太太，却总在杨厂长等人路过时“偶遇”。
有次杨厂长回家，刚走到院门口，就见龙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摘菜，慢悠悠地说：“杨厂长现在真是出息了，不像当年啊，那年冬天，我还以为你们这些人，要栽在北平城里呢。”
这话像一句提醒，让杨厂长瞬间僵在原地。他知道龙老太太话里有话，却不敢接茬，只能干笑着点头，匆匆走进屋里。类似的“提醒”，王主任和陈队长也常遇到：龙老太太会在王主任处理四合院搭建问题时说“当年要不是我多嘴，有些事怕是瞒不住”；易中海则会在陈队长检查治安时“无意”提起“李有水家当年要是没那些‘意外’，说不定现在也能跟着享福”。
他们从不说“我们知道你的秘密”，却总在不经意间戳中三人的痛处。杨厂长等人虽然不完全清楚龙老太太和易中海当年具体做了什么，却也隐约知道，是这两人“帮”他们掩盖了致命的“历史污点”。从此，一种畸形的控制与依赖关系悄然形成。
杨厂长在轧钢厂招工，贾东旭明明不符合条件，他却特批了名额；王主任处理四合院违建，龙老太太想在院里搭个储物棚，他明知不合规定，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队长接到居民对易中海“占公共空间”的投诉，也只是象征性地调解，从未真正追究。他们不敢完全言听计从，却在工作生活中处处给两人行方便，像是在偿还一笔永远还不清的“人情债”。
田丹的调查，早已将矛头指向这三人。她手里握着“铁匠”的证词，“当年明确要求接应小组十一点前到位，延误必然有问题”；拿着解放后缴获的侦缉队档案，上面记载着“贾张氏举报时，只说‘看到李有水家烧东西’，并未提传单，传单是后续搜查时‘意外发现’”；还有几位当年住在四合院附近的老人回忆，“那天晚上听到枪声前，好像看到易中海在水井旁跟贾张氏说话”。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杨厂长、王主任、陈队长的失职是导致李有水夫妇牺牲的直接原因之一，几乎板上钉钉。
可最关键的证据，能将易中海、龙老太太定罪的“杀人灭口、伪造线索”的实证，却像石沉大海。田丹查到当年“老刀”私会地点附近有个卖烟的小贩，亲眼见过“老刀”和那个女人进出小院，可等她找到小贩的住处，邻居却说“几年前就举家搬走了，没人知道去了哪”。
她找到当年给龙老太太送信的老仆，老人却只是摇头，说“记不清了，年纪大了，很多事都忘了”；还有两个曾住在龙老太太隔壁的居民，田丹查到他们当年可能目睹了“处理线索”的过程，可档案显示，这两人早在1948年就“因病去世”，死亡时间恰好就在龙老太太开始“掩盖真相”之后，连死亡证明都透着诡异，都是由一家早已倒闭的私人诊所开具的。
龙老太太背景复杂，解放后又与一些干部有所往来，行事老辣得很。她从不亲自出面处理“麻烦”，总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