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敌人查得紧，火车站和城门都有重兵把守。李有水夫妇想出了一个办法：李有水假装带着儿子去郊区“走亲戚”，把情报藏在儿子的布偶里。
张春妮则提前联系好郊区的联络员，在半路“偶遇”他们，趁着给孩子递糖的功夫，悄悄把布偶换走。那天，他们遇到了敌人的盘查，一个黑狗子伸手要抢孩子的布偶，张春妮抱着孩子，脸涨得通红，却强装镇定地说“这是孩子的命根子，不能抢”，李有水则在一旁陪着笑，递上半包烟，才总算蒙混过关。后来联络员说，那份情报及时送到，成功避免了我方一支游击队的覆灭。
还有一次，一位受伤的同志需要隐藏在北平城里养伤。李有水夫妇把自家的地窖打扫干净，铺上稻草和棉被，让同志住在里面。张春妮每天借着“去地窖取白菜”的名义，给同志送水送药，还特意学习了简单的伤口处理；李有水则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隔着地窖的门，给同志讲外面的情况，鼓舞他的士气。直到同志伤愈，他们又趁着夜色，把同志安全送到了接应点。
这些细节，有的来自“铁匠”的证词，有的来自幸存同志的回忆，田丹都一一整理归档，写在调查笔记里。“铁匠”在证词里说：“有水和春妮，从来没喊过苦，也没提过要求。他们说，只要能让孩子们早点过上好日子，做什么都值。”正是这份证词，为还原李有水夫妇的真实身份提供了关键支撑，也让田丹更加坚定了查明真相的决心。这样的英雄，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牺牲，更不该被掩盖。
根据“铁匠”提供的线索、幸存同志的回忆，以及田丹梳理出的时间线，一个环环相扣的悲剧链逐渐清晰。
1947年的冬天，北风卷着雪粒子，狠狠砸在北平城的灰砖墙上，发出“呜呜”的嘶吼。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像这寒风般无孔不入，街头巷尾贴着“悬赏捉拿共党分子”的告示，侦缉队的黑色卡车呼啸而过，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连孩子的哭声都压得极低。就在这样的氛围里，一场针对李有水夫妇的悲剧，正悄然开始转动。
根据“铁匠”后来的证词，以及田丹走访多位幸存同志整理出的回忆，那条情报线的崩塌，始于一位代号“麻雀”的同志意外暴露。“麻雀”负责传递北平西郊军火库的布防图，却在与联络员接头时，被埋伏的侦缉队当场抓获。不到半天，“麻雀”叛变的消息就通过秘密渠道传到了上级耳中，整个联络点面临被连根拔起的危险。
上级当机立断，让“铁匠”通过事先约定好的暗号联系李有水夫妇：“家中老母病重，速归。”这是他们特定情况下的撤离指令。那天深夜，李有水刚从钢铁厂下班回家，脱下满是油污的工装，就看到张春妮正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紧张地拆解着缝在棉袄夹层里的密写药水。“得赶紧全烧，所有文件都不能留，万一落到黑狗子手里可了不得了......”张春妮的声音发颤，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