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那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断断续续讲了四个小时，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与关键词；甚至为了弄清四合院当年的布局，她冒着被当成“可疑人员”的风险，多次去那片早已翻新的老街区转悠，找还住在附近的老街坊聊天，一点点拼凑出几十年前的场景。
如今，关于李天佑父母牺牲一事的真相，总算像雾中远山般大致浮出轮廓，可这真相背后牵扯的复杂利益与权力网络，仍让她每次回想都感到触目惊心。那些看似忠厚的“好人”，竟是告密者；那些本该承担责任的革命者，却因私念延误了时机。
更让她憋屈的是，重重阻力像无形的墙，挡在通往正义的路上：有人暗示她“别揪着陈年旧事不放”，有人说她“小题大做”，甚至还有人隐晦地威胁她“小心自己的工作”。可田丹从没想过放弃，她的抽屉里放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那位南方老人给她的。
照片上，李有水夫妇抱着年幼的孩子，站在钢铁厂门口，笑容朴实又温暖。她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觉得自己必须查下去，为了这对英雄夫妇，也为了那句“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承诺。
她伸手拿起桌角一份标着“绝密”的蓝色卷宗，封皮是厚硬的牛皮纸，上面用红色印泥盖的“绝密”二字已有些褪色，边缘因长期翻阅而微微卷起。手指拂过纸面，粗糙的触感仿佛能让她触到那段尘封的岁月，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坚守，那些隐在烟火气中的勇敢。
卷宗里，是李天佑父母李有水与张春妮的详细档案。档案第一页，贴着李有水的工作证照片：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梳得整齐，眼神明亮又沉稳，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
档案记录显示，李有水是北平某钢铁厂的高级钳工，档案里记载，他的技术精湛到能凭手感校准0.1毫米的零件误差，有一次厂里进口的机器出了故障，外国工程师折腾了三天都没修好，他却凭着经验，用一把自制的工具，花了两个小时就让机器重新运转。
厂里的领导想提拔他当车间主任，他却婉拒了，说“就想安安稳稳干活，照顾好老婆孩子”。田丹知道，这不过是他的保护色，他怕职位太高引人注目，影响地下工作。田丹仿佛能够看到，1945年的北平，李有水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戴着顶蓝色布帽，站在钢铁厂的车床前，双手握着操作杆，眼神专注得像在雕琢艺术品。
生活里的李有水低调寡言，下班后要么直接回家，要么就在厂门口的小菜摊买点菜，从不参与工友们的喝酒打牌，因此人缘不算热络，却也没人说他坏话，大家都觉得他是个“踏实过日子的老实人”。
张春妮的档案则简单些，主要记录了她的家庭情况：出身贫农，嫁给李有水后，成了全职家属，偶尔帮邻居缝补浆洗，或者去附近的小工厂做临时工，补贴家用。档案里的照片上，她穿着浅蓝色的土布褂子，梳着齐耳短发，嘴角带着温和的笑。
她是典型的工厂家属，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给丈夫和儿子做小米粥和贴饼子，然后送儿子去附近的私塾；白天要么帮邻居缝补浆洗，要么去街口的杂货铺做点零工，补贴家用。街坊们都说“春妮是个好媳妇，脾气好，手也巧”，却没人知道，她缝补衣服时，会把情报藏在针脚里；去杂货铺时，会借着买东西的机会，与交通员传递暗号。
可田丹知道，这些“老实人”“好邻居”的标签，只是他们的保护色。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潜伏在敌人心脏地带的地下交通员，隶属于北平地下党“铁流”小组，负责传递重要军事情报，还曾多次冒险掩护同志转移。
卷宗里夹着的一份“铁匠”的证词，详细记录了他们的工作：李有水利用在钢铁厂工作的便利，偷偷收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生产数据，每次厂里接到军方的订单，他都会趁着检修的机会收集情报。
田丹想起那位中风老人的话：“有水和春妮，是我们这条线最可靠的人。”有一次，上级需要将一份标着“加急”的军事情报送到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