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公私协商制’，重大决策需双方签字生效。”
酒馆里突然响起零星的掌声。何雨柱把铁锅敲得震天响：“慧真姐当家，我们服气！”钱叔慢悠悠地把修鞋锥别回腰间：“这算盘珠子，可不是谁都能拨得响的。”范金有涨红着脸抓起文件，转身时大衣扫翻了桌上的醋碟，深褐色的醋汁在青砖地上蜿蜒，像极了他未得逞的阴谋。
凛冽的北风卷着细雪掠过公安部的灰墙。田丹裹紧磨得发白的军大衣，在走廊转角处撞落了某位干事怀里的卷宗。泛黄的纸张漫天飞散，她弯腰拾捡时，瞥见最上面那页印着“台岛代号0721行动组覆灭报告“，触目惊心的红笔批注写着：“叛徒疑似供出17个联络点，已确认8处暴露“。
审讯室的钨丝灯刺得人睁不开眼。田丹将钢笔重重拍在桌上，震得烟灰缸里的烟头剧烈颤动。玻璃单向透视墙外，技术科的同志正在监听隔壁房间，那是叛徒第三次翻供，此刻正涕泪横流地指着墙上的地图，声称还有个“梅花组“潜伏在华北某工厂。她摘下军帽，后颈的绷带渗出淡淡血迹，那是三天前在天津截获情报时留下的枪伤。
深夜的档案室，煤油灯将田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机械地翻动着成摞的档案，食指在泛黄的纸张上快速滑动，突然停在某页贴着黑白照片的简历上。照片里的青年笑得腼腆，履历表上“1948年加入地下党“的字迹工整如新，而旁边用红笔圈出的批注写着：“与叛徒同乡，1950年春节曾共同返乡“。她抓起桌上的红印泥，重重按下“待查“章，印泥沾在虎口处，像干涸的血迹。
凌晨三点，田丹靠在吉普车上打盹，军用车里的便携加密电报机突然发出急促的滴答声。译电员裹着军毯跳下车，冻得通红的手指颤抖着展开电文：“华南线发现异常，速核代号‘青松‘人员动向“。她立刻掏出钢笔，在膝盖上的笔记本写下：“启动B级应急预案，封锁所有港口交通“。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惊飞了屋檐下的寒鸦。
深冬的清晨，薄雾裹挟着寒意笼罩京城。田丹站在公安部大楼顶层，双手紧握生锈的栏杆，军大衣在凛冽的北风中猎猎作响。远处胡同口传来零星的梆子声，赶早市的小贩推着独轮车碾过结霜的青石板，呵出的白雾在晨光中化作朦胧的烟霭。她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上的水雾，指腹不经意间触到镜架内侧的刻痕，那是三年前在上海执行任务时，被特务枪击留下的弹痕。
昨夜通宵审阅的卷宗仍沉甸甸压在心头。翻开的审讯记录，潦草的字迹间渗出惊心动魄的真相：叛徒蔡孝乾，曾是我党安插在台岛的最高负责人，却在纸醉金迷中迷失自我，被敌方用金条、美人与高官厚禄彻底腐蚀。被捕当晚，他像决堤的洪水般供出所有核心机密，从潜伏名单到电台频率，甚至连“永不启用“的备用联络暗号都和盘托出。
万幸审讯室里潜伏着代号“深海“的同志。当蔡孝乾说出第一个真实情报时，他立刻按约定给妻子拨打了有特定暗语的电话。那夜，身怀六甲的女同志顶着暴雨狂奔三条街巷，用藏在发簪里的微型胶卷传递警报。
夫妻二人里应外合，先是篡改监狱值班表，又趁着换岗混乱在伙房制造瓦斯爆炸，最终用改装的救护车将叛徒劫出戒备森严的牢房，交到联络站保卫人员手中。为躲避追捕，几名看押犯人的保卫战士藏身渔船上漂泊二十余日，靠吃生鱼、喝雨水才熬到组织接应。
晨风卷起田丹耳畔的碎发，她望着东方渐红的天际，眼底泛起血丝。虽然这次危机成功化解，但台岛地下战线付出了惨痛代价：十一个联络站被捣毁，八十二名同志壮烈牺牲，鲜血浸透了海峡对岸的土地。翻开伤亡名单，熟悉的名字密密麻麻排列，其中有教她发报的启蒙老师，有扮作兄妹潜伏三年的战友，还有那个总爱往她口袋塞桂花糖的交通员小姑娘。
“田丹同志！”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她的思绪。机要员抱着沉甸甸的档案袋小跑而来，牛皮纸袋上印着醒目的“绝密特急“红章，“叛徒已押解至我区监狱，首长要求您立刻接手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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