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丹蹲在供销社后院帮徐慧真整理账本，煤油灯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与算盘珠子的影子重叠成奇妙的图案。“1948年的进货单要留好，不管是出身还是资产都要倒查两年呢，”田丹用红笔圈出一笔花生油的开销，票据上还留着日伪时期的印花税票，“这能证明这些是你正当劳动所得。”
徐慧真摸着账本边缘的焦痕，那是前年躲黑狗子时不慎燎到的。“丹丹，”徐慧真忽然放下算盘，“我听说大工厂合营要资产评估，那娄市轧钢厂还有工作组......”田丹合上账本，露出里面夹着的《新民主主义论》剪报，报角有田怀中用铅笔写的批注：“人民，只有人民......““小商户试点不一样，到时候应该同时有公方和私房经理，上面还会再派一个会计......”
话未说完，梁拉娣扛着半袋子西瓜进来，工装裤上还沾着焊渣：“慧真姐，今儿供销社到了不少大兴西瓜，甜得很，全无给咱两家买了些，让我送过来。”
凌晨的薄雾漫进胡同，田丹踩着露水离开时，看见四季鲜的窗户还亮着。徐慧真正在誊抄申请书，李天佑用卡车零件改的台灯在纸上投下齿轮状的光影，与远处机械场通宵作业的焊光遥相呼应。她摸了摸口袋里的试点批文，红章在晨雾中泛着微光，忽然觉得田丹公文包里的《小商户改造问答》重若千钧，那些铅字不仅能改变一个小业主的成分，更能在市井街巷的烟火气里，为新生的政权缝补出一条带着油盐味的康庄路。
这一夜，南门大街的石板路吸收着白日的余温，四季鲜的算盘声与供销社的记账声透过薄雾交织在一起，如同这个时代最质朴的心跳。当田丹走过机械场的铁栅栏，看见工人们的焊枪仍在黑暗中划出金色的弧线，那些火花与四季鲜窗内的灯光遥相呼应，共同在1950年夏末的雨夜里，点亮了小人物命运里的希望之光。
1950年初秋的清晨，徐慧真将泛黄的账本摊在八仙桌上，字迹被岁月浸得发灰，却依然清晰如昨。指尖划过密密麻麻的墨迹，民国三十七年购酒曲的银钱、合营时公方代表的签名和军管会的公章，每一笔都像刻在年轮里的疤。
门外传来锣声，街道办事处的干事举着铁皮喇叭挨家挨户喊：“成分登记今儿轮到南门大街的商户了！”
秦淮如抱着双臂缩在柜台后，看蔡全无把供销社地契、合营合同摞成齐整的一沓。最上头压着军管会颁发的“守法商户”奖状，玻璃框里映出他不安的眉眼。“天佑，”蔡全无忽然指着某页泛黄的租约，“这上头写咱雇过两个伙计，要报吗？”他袖口手腕上露出当窝脖儿时磨出的硬茧，在晨光中像块灰褐色的补丁。
李天佑正给钢笔吸水，闻言笔尖顿了顿。墨水瓶里晃着徐慧真的倒影，她今早特意换了列宁装，左胸别着“妇女代表”的铜章。“照实报。”她抢过话头，指甲在“雇佣关系”栏掐出月牙印，“之前前确实雇过老陈头看库房，去年中风回乡了。这事儿在天佑把店上交的时候就说清楚了，现在供销社是公家的，你也只是雇员，出不了岔子。”提前找田丹了解过情况的徐慧真紧张中也透着信心满满。
办事处的条凳上挤满了街坊，空气里混着陈醋、煤烟和汗味。卖糖葫芦的老孙头攥着房契直哆嗦，羊皮纸边角磨得发亮，露出民国十八年的印花税票，他儿子在国军当过半年文书，这事瞒了三年终究要见光。徐慧真嗅着空气里的陈醋味，忽然听见窗口喊：“四季鲜便民酒馆，徐慧真同志！”
桌后的街道办干部扶了扶八角帽，镜片后的眼睛锐利的扫过地契上的朱红印章：“现有经营面积六十平，雇工情况……”蘸水钢笔突然停在半空，墨水在“雇佣”二字上洇出小团，“怎么没有住房？”
“我跟我男人......丈夫住一起，”徐慧真突然攥住李天佑的手，掌心潮得像攥了块冰，“我们住在南锣鼓巷的三间厢房里。”
“房子是谁的？”那干部头也不抬问道，钢笔尖在纸上敲出笃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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