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便言”，才能明晰事理，履行自己的责任。
比如，在宗庙祭祀时，孔子会根据祭祀的对象、规模，清晰地阐明祭祀的礼仪流程、祝词内容以及每个环节的象征意义。他会向参与祭祀的官员解释 “为何要祭祀”“如何祭祀”“祭祀的意义是什么”，确保每个人都能理解并遵守礼仪规范，避免出现失礼的行为。在朝廷议事时，孔子会针对国家面临的问题，如赋税改革、军事防御、外交政策等，清晰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进行论证。他的言说条理清晰、论据充分，让官员们能够准确理解他的主张，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
《论语?先进》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随后，他又详细阐述了 “为政以德” 的观点，认为统治者只要自身品行端正，以身作则，百姓自然会效仿，国家就能治理好。他的言说条理清晰，既点明了治国的核心，又给出了具体的实践方法，让季康子深受启发。这个故事，正是孔子朝堂之 “辩” 的生动体现 —— 以清晰的言辞阐明治国之道，履行自己作为学者的责任。
孔子的朝堂之 “辩”，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也不是为了赢得他人的认可，而是为了明晰事理，帮助国家做出正确的决策，守护百姓的福祉。这种以 “履职尽责” 为目的的 “辩”，让他的言说充满了责任感与使命感。
（二）“辩” 之准则：严谨审慎，坚守原则
孔子的朝堂之 “辩”，虽然言辞流畅，但始终以 “严谨审慎” 为准则，坚守自己的原则。在宗庙朝廷上，言说不仅关乎个人形象，更关乎国家礼制与百姓利益，因此必须严谨对待，不能有丝毫马虎；同时，言说也必须坚守 “礼”“义” 的原则，不能为了迎合他人而违背自己的信念。
在宗庙祭祀时，孔子的 “严谨” 体现在对礼仪细节的严格把控上。他会仔细核对祭祀的器具、祭品是否符合规范，祝词的用词是否准确恰当，参与祭祀的人员的站位是否符合辈分。若发现有不符合礼仪的地方，他会及时指出并纠正，哪怕对方是地位尊贵的诸侯或大夫。他认为，宗庙祭祀是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丝一毫的疏忽都可能违背祖先的意愿，损害国家的福祉，因此必须严谨审慎。
在朝廷议事时，孔子的 “严谨” 体现在对观点的充分论证与对原则的坚守上。他提出的每一个主张，都会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进行详细论证，不主观臆断，不夸大其词；同时，他也会坚守 “礼”“义” 的原则，若自己的主张与国家利益、百姓福祉相违背，他会及时调整；若他人的观点违背了 “礼”“义”，他会据理力争，不妥协、不退让。
比如，当鲁国的大夫季氏想要祭祀泰山时，孔子坚决反对。因为根据周礼，只有周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泰山，季氏作为大夫，祭祀泰山是 “僭越礼制” 的行为。孔子找到季氏的家臣冉有，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祭祀泰山是诸侯的礼仪，季氏作为大夫，没有资格祭祀泰山。若他执意为之，便是违背礼制，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虽然冉有未能阻止季氏，但孔子依然坚守自己的原则，用严谨的言说阐明了 “礼” 的重要性。
孔子的朝堂之 “辩”，告诉我们：在关乎责任与原则的场合，言说不仅要清晰流畅，更要严谨审慎、坚守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言行符合道义，才能真正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三）“辩” 之智慧：因人而异，因事而变
孔子的朝堂之 “辩”，还蕴含着 “因人而异，因事而变” 的智慧。在宗庙朝廷上，面对不同身份的人（如君主、诸侯、大夫）、不同性质的事（如祭祀礼仪、军事决策、民生问题），孔子会调整自己的言说方式与内容，以确保对方能够理解并接受自己的观点。
面对君主时，孔子的言说会更加委婉、恭敬，既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又不冒犯君主的权威。比如，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他没有直接指责当时的政治弊端，而是通过引用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经验，委婉地向鲁哀公提出 “为政在人” 的观点，让鲁哀公能够虚心接受。
面对诸侯或大夫时，孔子的言说会更加直接、具体，结合实际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卫国大夫孔圉问孔子如何处理政事，孔子回答：“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他直接指出了处理政事的三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