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他患有抑郁症和精神疾病，这就像那些专家看了梵高的画后，断言梵高有精神病一样……而后随着相关理论和考证的发展，人们发现查海生的确有精神分裂的症状，然后又发现，梵高患有躁郁症。
世界“双向情感障碍”这个病症的纪念日，就是梵高的生日。
文学的考证是可以先于真相的。
余切陆续把自己的研究发在当地刊物，而且极力寻找更多的资料来佐证。
略萨的说法是一个证据。
在一篇《聂鲁达之死》的研究稿上，余切在开篇写道，“和一般人以为的，聂鲁达敏感、脆弱并不相同，聂鲁达十分骄傲，这代表他充足的热爱他自己，肯定自己。”
“69岁时的聂鲁达，已经是国家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并且长期奋斗在革命前线，他真正的职业是革命家。他见过的丑恶和悲剧，比大多数人一辈子见过的都还要多，他经历过整个二战，他见识过多个集中营，并且为了这些人的待遇而努力。”
“69岁的聂鲁达是外交界的老前辈、国会议员，总统候选人之一，他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因为伤心而放弃生命的。”
“我认为这种流行于智利本地的说法，存在很大的疑问。人们把作为诗人聂鲁达浪漫的那一部分扩大化了，而他当时早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甚至，我认为这种说法，存在某些刻意的引导。”
换句话说，余切认为聂鲁达因伤心而死，本来就是后来的政府为了隐瞒真相，故意引导的。
这个事情很容易查证，有关于聂鲁达之死的报道中，最早来源于一个智利官方的报道。报道中称聂鲁达死于“前列腺癌”，而后可能因这个病症不容易让世人相信，聂鲁达的死因又变成了“伤心而死”。
这个“浪漫的死因”顿时激发了大众的同情，媒体纷纷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大众也是使得聂鲁达不能翻案的帮凶——因为他们相信聂鲁达是一个脆弱的诗人。
而不愿意相信，聂鲁达作为革命家坚强的一面。
余切暂时写到这里，努力搜索更多证据。
他想起来宫雪还在美国，又把自己这一部分想法寄给了宫雪。他告诉宫雪：“人一旦死了就全完了，大众都愿意相信他们自己愿意相信的。”
“你如果因为流言蜚语就这样隐居，就像是聂鲁达死了一样，你的是非功过，全部由别人来评价了。”
“只有少数聪明人可以从历史典籍中发现真相，然后感慨道，‘许多我曾经以为的事情，原来不是那样’。”
信寄给宫雪，隔了一周，宫雪想办法打电话到余切这：“余切！是你吗？余切！”
“你怎么找到我电话的？”
“我求助了大使馆。”
宫雪特别激动。
余切只能反复说“我是余切，我在这”。
宫雪又道：“我不会一直在美国的，今年我就回去，之所以来美国是因为……是因为……”
她想要说是“因为以为你在美国”，但是话说到一半后改口，“余切，你还会来美国吗？”
“哥伦比亚没有直达中国的飞机，我肯定要去美国一趟。”
“那就好，那就好！”宫雪说。
随后宫雪开始讲起她目前的困难，主要是住处问题。“我到了这个亲戚家之后，就有个远方的表哥，疯狂的追求我，他是美国公司的高管，我不想和他在一起！我在这常住下去非常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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