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该有意见了。”我赶紧递上一份材料：“您看，我们学校今年新建了人工智能实验室，引进了三位长江学者，还有五个团队在做相关研究，实力比去年强多了，多给一个指标，说不定能多出一个国家级项目呢。” 王处长翻了翻材料，没立刻答应：“我再看看，下周给你答复。”
从科技厅出来，我又去了一家汽车制造企业，机械学院的陈教授有个 “汽车零部件智能检测” 项目，想和这家企业合作申报横向项目。陈教授技术过硬，但不擅长和企业打交道，上次谈的时候，企业负责人觉得项目周期太长，不太愿意合作。这次我提前做了功课，了解到企业最近在赶生产线升级，急需检测技术支持，于是我帮陈教授调整了项目方案，把周期从 18 个月缩短到 12 个月，还承诺学校可派研究生驻厂服务。
“我们要的是能立刻用的技术，不是实验室里的成果。” 企业负责人直言。我笑着说：“陈教授的团队已经做了三次小试，检测准确率能达到 98%，驻厂后还能根据生产线情况调整算法，保证三个月内就能试运行。” 我边说边拿出调试报告，又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账：“用上这个检测系统，每条生产线每年能减少 50 万的废品损失，两年就能收回成本。” 负责人被说动了，当场拍板：“行，我们先签个意向协议，下周再细谈。”
回到学校时，已经快七点了。我还没来得及吃晚饭，就接到了程处长的电话：“明天上午九点开‘省重点研发计划’校内预审会，你安排一下，评委要选懂技术又懂政策的，别出岔子。” 挂了电话，我赶紧给几位评委发消息确认时间，又把 12 份申报材料整理好，每份材料上都贴了便签，标注出项目的创新点、风险点和建议。
第二天的预审会开得很激烈。有个 “新能源电池回收” 项目，评委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觉得项目创新度高，符合国家政策方向；另一派觉得技术不成熟，回收效率不如现有技术。“现在的回收技术只能提取 50% 的锂，我们的技术能提到 80%，这就是创新！” 项目负责人急得站起来反驳。“可你们的中试数据只有三组，样本量太小，说服力不够。” 一位评委毫不退让。我赶紧打圆场：“要不这样，让团队补充中试数据，下周再复评，大家看怎么样？” 两边都点了点头，这场 “争论” 才算平息。
预审会结束后，我留下了几个落选的老师。“这次没选上别灰心，” 我拍着一位年轻老师的肩膀，“你的项目方向很好，就是申报书里的应用前景写得太笼统了，下次可以多找几家企业聊聊，把市场需求写具体点。” 年轻老师红着眼眶说：“鹿科长，我今年的科研工作量还差 30 分，要是没项目，绩效就全没了。” 我叹了一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企业名单：“这几家企业最近有技术需求，你可以联系看看，说不定能谈个横向项目。”
科研处的工作就像 “走钢丝”，一边要满足政府部门的要求，一边要帮老师争取资源，还要完成学校的任务指标。每年年初，学校都会给科研处定目标：今年纵向项目立项数要增长 15%，横向项目经费要突破 8000 万，成果转化要完成50 项以上。完成了有奖励，没完成就要扣科室绩效，还要在全处大会上做检讨。“就像一条鞭子，天天抽着你往前跑。” 我常跟同事这样说。
去年，因为 “人工智能专项” 的指标没争取到，学校的纵向项目立项数只增长了 10%，没达到目标。年底评绩效时，科室每个人的奖金都扣了 20%，办公室里的氛围压抑了好几天。那段时间，我天天往省科技厅跑，甚至等过王处长下班，在停车场跟他聊了半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