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别人家爸爸都回家吃饭，咱们家没有？”我说你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他再没问，但从那天起，他再也不叫我“妈”，只喊“杨大夫”。
>我知道他在怪我。他也该怪我。
>可真相呢？他父亲是被打成右派后失踪的。我不敢说，怕他长大被人歧视。结果呢？他成了最沉默的人。
>1987年12月24日
>今天收到一封信，是从新疆寄来的。一个女人说她是当年那个雨夜来卫生所的女人，孩子活下来了，如今是个工程师。她说：“我一直记得你说‘你是母亲’。这句话让我多活了三十年。”
>我哭了整夜。原来一句话也能救命。
>可我还是后悔。我为什么不告诉她：“错的是他，不是你”？
最后一段写于2001年：
>如果有一天，人们终于能公开谈论这些事，请一定替我说出来。
>不是为了报复谁，只是为了不让下一个女孩，在黑暗里独自流血时，还以为是自己脏。
我把这叠纸轻轻合上，心口像压着一块石头。赵文娟看完后久久不语，良久才说：“我们一直以为‘讲述’是最难的一步，其实最难的是??听完之后，还能站起来。”
当天下午，我们决定将这批日记命名为《沉默者的药方》，作为“青年讲述者训练营”的核心教材之一。不同于以往直接呈现史实的方式，这一次，我们要引导年轻人思考：当一个人选择不说，背后有多少种压迫？而当我们听见，又该如何回应？
就在筹备进入尾声时，市教委突然来电，邀请我们在全市教师培训会上做专题分享。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一丝迟疑：“最近有不少老师反映，学生开始在作文里写家里老人的经历，有的涉及敏感事件……我们想听听你们的看法，怎么把握尺度？”
我沉默片刻，答道：“不是教他们怎么写安全，而是教他们怎么写真实。尺度不在文字，而在倾听的态度。”
对方停顿了几秒，低声说：“也许……你说得对。”
十月八日，第一期“家书重写”成果展在纪念馆举行。展厅中央摆放着一百个木盒，每个盒子里装着一封由学生誊抄并朗读过的家书。有写给抗战牺牲叔公的追忆信，有替母亲控诉批斗会上被剃阴阳头的忏悔书，还有一封特别的信，是一位少年写给他从未谋面的父亲：
>“爸爸，你在劳改农场吃的苦，我都听说了。他们逼你承认偷了国家粮食，可你只是饿极了，摘了两穗玉米。你宁死不认，被打断了肋骨。
>现在我十八岁，考上了大学。我想告诉你：我没觉得丢脸，我觉得你像个英雄。
>下辈子，换我保护你。”
这封信旁边放着他父亲当年的一张黑白照片，胸前挂着“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脸上却看不出屈服。
开展当天，一位穿着旧军装的老人拄拐而来，在信前站了整整四十分钟。离开前，他对工作人员说：“我是当年带队的干部……那孩子说得没错，是我下令打的。这些年，我烧过多少材料，却烧不掉良心。”他留下一张字条，转身离去。
我们没有公开他的身份，只是把字条放进档案柜，编号“见证001”。
与此同时，“暗语计划”的绘本系列意外走红。《果园里的酸果》被多家幼儿园选为阅读课教材，老师们带着孩子们讨论：“为什么果树不能结自己喜欢的果子？”一个小女孩举手说：“因为有人害怕它们说出不一样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