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知道她怀孕了，男方是校长。全校开会批判她‘作风败坏’，她站在台上一句话没说。三年后听说她在河边投水自尽。我当时没站出来，现在才敢写下来：错的不是她，是我们都装作看不见。”
越来越多的声音浮现。有女儿替母亲诉说被批斗时当众剪发的屈辱；有儿子回忆父亲在劳改农场写检讨时偷偷藏起一页真话；更有年轻人说：“我们现在谈性别平等、职场霸凌，其实你们那一代早就经历过最残酷的版本，只是没人听。”
舆论悄然转向。曾经质疑“翻旧账”的声音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原来我们从未真正告别”。
就在这股浪潮中，教育部徐怀民老先生再次来电。这次他的语气不同了。“你们做的……是对的。”他说，“昨天我翻出一份1980年的内部报告，提到当时平反冤假错案时，有三千多起涉及性权力滥用的案件被‘淡化处理’，理由是‘维护干部队伍形象’。现在想想，那是第二次伤害。”
他停顿片刻：“我想申请加入‘百名教师共读计划’。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学语文课本里，加一篇关于‘沉默代价’的拓展阅读？”
我握紧电话，喉咙发紧。“徐老，谢谢您。”
挂断后，我立刻召集团队调整方案。既然官方态度松动，我们就趁势推进教育落地。林小满提议：“不如把《未命名的母亲》做成校园巡讲，邀请心理老师与历史老师共同主持，避免变成单纯的情感宣泄。”
赵文娟补充：“还可以设计‘家书重写’活动，让学生回家采访长辈，写下那些‘从来不敢说的事’。不强制提交，但愿意分享的，我们可以录制成音频，在纪念馆播放。”
计划迅速铺开。两周内，全国二十七所学校报名参与试点。最让我动容的是甘肃一所乡村中学的回信：“这里很多孩子父母在外打工，祖辈经历过饥荒和动荡。他们总说‘过去的事提它干嘛’，但现在，有人开始问了：奶奶，你以前真的吃过树皮吗？”
与此同时，《巷口人家》第二篇发布：《门后的抽屉》。故事讲一位小学教师总锁着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孩子们好奇，却从不敢问。直到某天他病逝，校长打开抽屉，发现里面全是学生偷偷塞进去的纸条：“老师，我爹打我妈。”“我考砸了，怕被骂。”“我想逃学，可没地方去。”
文章结尾写道：“有些门必须上锁，因为外面的世界还不安全。但只要抽屉开着，就说明有人愿意听。”
这篇小说被多地教师打印张贴在教室墙上。有位深圳的班主任告诉我，班上一个长期沉默的女生看完后哭了整节课，第二天交来一张纸条：“我也想有个抽屉。”
我们真的做了。在“希望之匣”小程序新增“树洞抽屉”功能，采用端到端加密，承诺永不查看内容，仅提供书写出口。上线首日，收到两万三千条留言。其中一条写道：“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把秘密说出来，却没有被打耳光。”
然而，风暴并未远去。
五月中旬，某权威学术期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借情感叙事渗透校园》。文中虽未点名，但明确批评“某些组织以受害者回忆替代客观史实，用情绪动员取代理性教育”，并呼吁“加强意识形态审查”。
压力再度袭来。三家合作电台突然下架全部讲述会录音，某地文旅局通知暂停“回声计划”线下展览备案。更糟的是，一名参与巡讲的心理老师被举报“传播非官方历史观”，被迫停职接受调查。
那晚，我们在地下展厅召开紧急会议。灯光昏黄，气氛凝重。
“要退吗？”有人问。
没人回答。
赵文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