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爸爸没能陪你长大，但我把爱种进了泥土。你看，梅花年年开，就像我说的话，终究会被听见。”
三地声音交错回荡，仿佛时空裂隙被缝合。坐在前排的赵文娟悄悄抹泪，她十岁的女儿仰头问：“妈妈，为什么这些故事以前没人告诉我们？”
她答不上来，只是紧紧抱住孩子。
活动结束后，一位退休历史教师留下一封信：“我曾参与编撰1985版中学语文教材，删掉了沈昭引用的莎士比亚段落，理由是‘过于悲观’。今天我才明白，不是那段话太悲观，是我们太害怕真实。”
这封信让我彻夜难眠。次日，我联系教育部徐怀民老先生，请他协助推动一项倡议：在全国中小学设立“倾听日”，每月最后一节语文课改为“家庭口述史写作课”。没想到三天后收到批复：“试点将在六个省份展开，教材组已着手编写配套读本。”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内参刊发专题报道《让沉默者发声：一场民间记忆运动的启示》，文中提到：“真正的社会稳定，不在于消除异见，而在于建立倾听机制。”虽未点名，但配图正是纪念馆门前那棵开花的老槐树。
舆论悄然变化。曾经避而不谈的学者开始主动联系项目组；一些地方档案馆悄悄开放非涉密资料查询权限；甚至有几位曾在特殊年代担任审查职务的老人匿名寄来笔记，写道：“我知道自己做过错事。请把这些交给能原谅的人。”
然而暗流仍在涌动。
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纪念馆突遭断电。安保系统瘫痪近四十分钟，监控记录显示，电力井盖被人撬开，线路遭人为剪断。警方介入调查，却发现作案工具上戴着手套，现场未留下指纹。周野调取周边商铺摄像头，发现一辆电动车驶过巷口，骑手穿着外卖制服，头盔面罩完全遮住脸。
“不是巧合。”他在电话里语气凝重，“他们不想让我们继续下去。”
我沉默片刻，反问：“你说，如果我们停了，那些等着说话的人怎么办？”
他没回答，只说：“我已经把最新一批数据加密上传至柏林节点。另外，我在开发一个新程序，叫‘萤火协议’??只要任意两台参展设备联网，就能自动共享局部内容。就算服务器全毁，展览也不会消失。”
挂掉电话后，我独自走到地下展厅。这里正在进行布展调整，《被禁之声》特展即将迎来第二阶段：展出从武威军营拼接出的《论情感的政治豁免权》全文。这篇写于1962年的文章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当国家以统一思想为名压制个体表达时，它已在本质上背叛了人民主权原则。”
展板旁，我们将放置一台老式打字机，供参观者敲下自己的“豁免宣言”。第一位体验者是吴德海的孙子，那个写作文称爷爷为英雄的男孩。他认真打出一行字：“我有权记住我不想忘记的事。”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我回头，看见一位穿灰布衫的老人拄拐而入。他站定在沈昭照片前，久久不动。
“您是……？”我轻声问。
他转过身，眼角有颗黑痣。“我是陈明远。”他说，“哈尔滨那位乡村教师，是我父亲。”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眼前这位瘦弱老人，竟是当年在村小代课、留下梅花印记的陈明远方才通过寻人启事找到我们，却没想到亲自来了北京。
他缓缓坐下，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笔记本。“这是我爸留下的。他在1974年夏天见过沈昭先生最后一面。那时沈先生已被软禁，但他们偷偷见了一次，在南锣鼓巷后街的茶摊上。我爸说，沈先生看起来很疲惫，但仍坚持讲完了三节课。”
他翻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