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林淑芬立刻打开邮件，附件中是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穿着破旧的衬衫，手里拿着一支钢笔，神情坚定。旁边是一本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索昆?索利，1974年”。
她的心跳加快了。这又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名字，但如今，他将重新被看见。
她立刻联系柬埔寨的学者，希望他们能协助整理索利的日记内容，并安排一次访谈。同时，她也开始筹划“被遗忘的战地之声”展览的第二阶段，准备将索利的故事纳入其中。
几天后，一封来自柬埔寨的邮件让她震惊不已。邮件中附带了一张扫描的报纸剪报，日期是1975年4月，内容是一则关于金边陷落前最后一批撤离记者的名单。名单中，赫然写着“索昆?索利”。
“他没有失踪。”林淑芬喃喃道，“他只是被历史抹去了。”
她立刻安排团队展开调查，发现索利在1975年撤离金边后，曾试图前往泰国，但在途中失联。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战地通讯员的正式记录中，仿佛从未存在过。
“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她在一次项目会议上说道，“每一个记录者，都应该被记住。”
会议结束后，她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翻阅着索利的日记。他的文字朴实却充满力量，记录了战争对普通人的摧残，也记录了他作为一名记者的责任。
“如果没有人记录真相，那么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愿意成为那个记录者，即使这意味着我要付出代价。”
林淑芬的眼眶湿润了。她知道，这句话她已经听过太多次。从阮文忠到约翰?布莱尔，从李明远到索利，每一个战地通讯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这份责任。
她合上日记，拿起电话，拨通了约翰?布莱尔的号码。
“约翰，”她轻声说道，“我想请你来北京，为‘沉默的双生花’揭幕。同时，我还想请你讲述你和阮文忠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是如何在战火中诞生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后传来约翰低沉而坚定的声音：“我愿意。”
挂断电话后，林淑芬望向窗外。夜色已深，北京的街道上依旧灯火通明，仿佛无数未曾熄灭的记忆之光，在黑暗中静静燃烧。
她知道，这条路还很长，但她也明白，正是这些未曾被遗忘的声音，支撑着她不断前行。
与此同时，她开始着手整理索利的资料，并联系柬埔寨的档案馆，希望找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她还联系了几位曾在柬埔寨工作的战地通讯员，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线索。
几天后，她收到了一封来自老挝的邮件。发信人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自称是索利的朋友，曾在1975年与他同行撤离金边。
“索利是个真正的记者。”老人在信中写道，“他从不畏惧真相，也从不屈服于权力。我们在撤离途中失散，但我一直记得他的话：‘如果没有人记录真相，那么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
林淑芬读完信，眼眶微红。她知道，这又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而她，将继续讲述这些未被讲述的故事。
她立刻安排团队前往老挝，与这位老人会面，并收集更多资料。同时，她也开始策划“被遗忘的战地之声”展览的第三阶段，准备将索利的故事与更多类似的战地通讯员故事一同展出。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她意外发现了一本旧笔记本，封面已经破损，内页却保存完好。翻开第一页，是一行熟悉而坚定的字迹：
“亲爱的林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