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婆吓得魂都飞了，大声喊着孙子躲开，龙吉祥咬着牙握着半把苗刀，誓死不退半步，
大丫和薛葵都闪到了他的身边，薛葵手里的流星锤已经轮了起来，就等着小鬼子下来给他一锤，
可是万万没想到，小鬼子僵尸控制不了落下的方向和地点，他直直的掉进了篝火堆里，只听小鬼子一声惨叫，又冲天而起，身上的军服已经成了一个火团，
小鬼子落下来的时候又掉进了火堆里，这火堆好像是有什么吸引力，小鬼子僵尸嚎叫着又冲天而起，他现在......
林淑芬回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将从东京带回的资料整理归档。她亲自将那本日本学者捐赠的战地日记送进了研究中心的档案库，并安排专人进行扫描与翻译。这本日记的主人是日本帝国陆军的一名随军通讯员，记录了从1941年至1945年间他在东南亚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日记内容详实，语言质朴，甚至有些段落带着诗人般的细腻与忧伤。
“战争不是只有硝烟和炮火，”她在研究中心的内部会议上说道，“它还有沉默、眼泪、挣扎和希望。我们要记录的，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中的人。”
研究中心的“记忆之屋”已经初具规模。林淑芬亲自挑选每一件展品，并为每一件物品撰写说明。她坚持用第一人称叙述，仿佛那些物品的主人仍在诉说自己的故事。比如一张泛黄的照片旁，她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战友倒下的地方。他只是想去前线送一份电报，却再也没能回来。”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她还在“记忆之屋”中设置了一个留言区。参观者可以写下自己的感受、问题或回忆，贴在一面墙上。林淑芬每天都会亲自阅读这些留言，并安排志愿者进行回应。她希望这个空间不仅是一个展示历史的地方，更是一个交流与反思的平台。
“我们不能改变过去，”她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道，“但我们可以通过理解过去，来更好地面对未来。”
与此同时，“战地之声”项目的第二期培训也正式启动。林淑芬亲自授课，带领一支由三十名志愿者组成的团队，前往四川、云南、辽宁等地，继续走访战地通讯员的遗属与幸存者。
在四川的一座偏远山村，她见到了一位老通讯员的孙女。女孩今年刚满二十岁，是当地小学的语文老师。她将爷爷的日记和一封未寄出的家书交给了林淑芬。
“这是我爷爷在战地写的，”女孩轻声说道，“他临终前告诉我，这些文字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林淑芬接过日记，轻轻翻开。纸张已经泛黄，但字迹依旧清晰。她读到一段写道：“今天又失去了一个战友。他才十八岁，走的时候嘴里还念着母亲的名字。我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我只希望，有人能记住我们。”
林淑芬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年轻的女孩，眼眶湿润。她郑重地点头：“我们会记住他们。每一个名字，每一段故事，都不会被遗忘。”
回到北京后，她将这些新收集的资料整合进研究中心的数据库，并开始着手撰写一篇关于战地通讯员精神遗产的文章。她希望这篇文章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引起更多人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然而，就在她忙碌的同时，一封来自纽约的邮件再次打破了平静。
“林教授，”邮件中写道，“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与记忆研究部的负责人。我们对您的‘亚洲战地记忆计划’非常感兴趣，希望能邀请您参加明年在巴黎举行的全球口述历史大会，并作为主旨发言人之一，分享您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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