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儒勒·克拉雷蒂先生：
您把本雅明·布冬称作“马戏团的怪胎”，语气锋利如刀。然而，请您原谅一个年轻作者的执拗——我必须向您道谢，因为您无意之间，替我把这部最动人的钥匙交到了读者手中。
是的，本雅明·布冬就是一个“怪胎”，他生来便披着八十岁的皱纹与斑白的胎发闯进人世。
您以为这是对人伦的冒犯，我却要说，正因他是怪胎，才比任何循规蹈矩的婴孩更能照见我们所谓的“常态”之下的深渊。
在这块被不测的命运反复锻打过的土地上，怪胎的啼哭比圣婴的啼哭更能震撼我们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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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医学院的标本室里，有无数未长成的“怪胎”：脊骨分裂的、心脏外露的、颅骨塌陷的。凝视他们时，每个人都会屏住呼吸——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敬畏——原来自然在创造生命时，也会失手。
然而，正是这些失手，让年轻的医学生第一次看清，所谓“正常”不过是无数差错中恰好被保存下来的一种。倘若没有这些标本，我们或许终其一生都会把生命视作理所当然，把“应当如此”当“必然如此”。
“生而苍老”的本雅明·布冬，替我们省略了走向衰老的漫长程序，把“向死而生”的残酷在出生的一瞬间推至眼前。您称他“怪胎”，却忘了所有人类最终都会成为这样的怪胎，只是大多数人是被岁月缓缓揉皱，而他不过被命运提早体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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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马戏团——您是否想过，巴黎的冬日里，那些临时搭起的帆布棚子何以总围着密密匝匝的穷人。他们付两苏，不只是为了看侏儒或巨人，更是为了在惊骇与怜悯之间重新确认自己的“完整”。
只是有人以嘲笑掩饰，有人以硬币赎买，有人悄悄落泪。嘲笑者看见了自己的冷酷，落泪者看见了自己的慈悲——就像文学原本就该让麻木者惊醒，让骄矜者低头，让温柔者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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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自巴士底狱倒塌那日起，便惯于在废墟上审问自身。我们的父辈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又在皇帝的鹰旗下重新下跪；他们曾把圣像扔进塞纳河，又在圣母院的回声中痛哭。
如此反复，岂不正是一场长达九十载的怪胎秀？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畸形历史诞下的怪胎，带着旧制度的胎记与革命的伤疤，却还要在第三共和国的晨曦里佯装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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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说文学应追求“真善美”——我无意反驳这神圣的三位一体，只想追问：真，是否只容得下匀称的五官？善，是否只眷顾健康的四肢？美，是否在畸形面前必然转身离去？倘若如此，那么美也太怯懦，善也太市侩，真也太贫乏。
雨果先生在《巴黎圣母院》里让卡西莫多敲钟；戈蒂耶在《莫班小姐》里借异装者之口嘲笑道学；左拉先生让矿区肺痨者发出悲鸣。他们何曾害怕过怪胎？相反，他们深知，唯有把怪胎置于光下，才能让庸常之恶的阴影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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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许担忧，这样的文学会把社会引向“感官的放纵”与“趣味的败坏”。恕我直言，巴黎的趣味早已败坏——在交易所的铜臭里，在官场的媚笑里，在沙龙精致而空洞的恭维里。与其担忧文学败坏趣味，不如担忧趣味败坏了文学。
倘若我们连一个虚构的怪婴都无法容忍，又如何容纳现实中那些因贫困而佝偻的织工、因梅毒而溃烂的兵士、因饥饿而眼窝深陷的儿童？怪胎并不制造丑陋，只是暴露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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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允许我回到马戏团。在马戏团散场的夜里，我曾见过一个侏儒把观众遗落的花束拾起来，编成小小的花环，送给门口卖栗子的老妇人。那一瞬，我懂得了何谓高贵：高贵不是拒绝怪胎，而是在怪胎身上认出自己；不是捂住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