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市的“东瀛坊”里，倭国商人松平直正指挥着伙计卸货。一箱箱硫磺、漆器从马车上搬下来，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与漆料的清香——这是他这个月运抵长安的第三批货，比去年全年的总量还多。坊门口的胡商见了，笑着用汉语打趣：“松平老板，你这生意做得比波斯人还火，再这样下去，西市都要改叫‘东瀛市’了！”
松平直哈哈一笑，用流利的长安话回敬：“穆罕默德老板，你卖你的香料，我售我的硫磺，咱们各赚各的钱，才是西市的热闹！”他指着刚卸下来的漆器，“你看这‘螺钿盒’，是奈良最好的工匠做的，上面的唐花纹路，连长安的贵女都抢着要。”
这话不假。如今的长安西市，倭国商品早已不是稀罕物。街面上，随处可见提着“和同开珎”铜钱购物的倭商；绸缎庄里，新罗的织锦旁摆着倭国的“和纸”；酒肆中，大唐的烧春与倭国的清酒同台售卖，喝得兴起的唐倭商人还会比起划拳，输赢都用笑声收尾。
这般繁荣景象，放在十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那时海疆不宁，唐倭贸易全靠零星商队冒险往来，一年的交易额不过数十万贯；如今海疆平定，“和同开珎”与“开元通宝”互通，从登州到博多湾的商船往来如梭，光是上个月的贸易额就突破了千万贯，较十年前足足增长了十倍。
“松平兄，你要的蜀锦到了！”长安商人王元宝的伙计推着车进来，车上码着二十匹织金蜀锦，阳光下闪着流光，“这是蜀地新出的‘鸳鸯锦’，比上次的‘牡丹锦’更俏，奈良的贵族定抢着要。”
松平直眼睛一亮，伸手抚摸锦面：“好手艺！王兄果然靠谱。我要的三十斤龙井呢？二皇子的茶宴就等着用，可不能耽误。”
“早备着呢！”伙计掀开另一个箱子，里面是封装好的茶叶，贴着“明州新茶”的红签，“这可是今年的头春茶，用松木箱装着，路上没受潮，保证比上次的更醇厚。”
两人当场对账，松平直掏出“和同开珎”支付货款，王元宝的账房熟练地清点、折算，铜钱碰撞的脆响与算盘珠子的噼啪声混在一起，像一曲独特的贸易歌谣。这般顺畅的交易，全赖十年间打下的基础——海疆安定让商路无阻，货币互通让交易便捷，连度量衡都因频繁往来而日渐统一，唐商与倭商早已形成默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不含糊。
大唐输往倭国的货物中，丝绸、瓷器、茶叶、铁器常年占据“四大头”。蜀锦、吴绫是奈良贵族的最爱，有身份的倭人出门若不穿件唐式襕衫，都觉得脸上无光；邢窑的白瓷、越窑的青瓷被倭国皇室视作珍宝，甚至有贵族为求一只唐瓷碗，愿用十匹骏马交换；茶叶更是成了倭国的“国饮”，从天皇到平民，都学着唐人“煎茶”“斗茶”，光是博多湾的茶肆就比十年前多了三十余家。
铁器的流通则悄悄改变着倭国的生产力。唐式曲辕犁让九州的稻田亩产翻了番，环首刀成了倭国武士的标配，甚至有倭国工匠模仿唐式熔炉，造出了更锋利的农具。有次薛仁贵巡查对马岛，见渔民在用唐式铁锚，笑着对身边的倭官说：“你们用咱们的铁锚，就像咱们用你们的硫磺，这才是互通有无。”
倭国输往大唐的货物也毫不逊色。硫磺是大唐炼制火药的必需品，每年从博多湾运抵登州的硫磺，能装满百艘货船；奈良的漆器工艺精湛，螺钿盒、漆屏风在长安的贵妇圈里极受欢迎，价格比同等玉器还高；北海道的木材质地坚硬，是长安营造宫殿的首选；还有海参、鲍鱼等海产，经盐渍后运到长安，成了酒楼里的稀罕菜，一盘“鲍汁海参”能卖出一贯钱。
贸易的繁荣，催生出专门的商民聚居区。长安西市的“东瀛坊”占地百亩，里面不仅有倭商的货栈、住宅，还有倭式酒肆、和纸铺，甚至有倭国僧人开的“东瀛寺”，供往来倭人祈福。坊内的石板路上，能看到穿唐装的倭人、说倭语的唐人，孩子们在一起踢毽子，连游戏规则都成了“唐倭混合式”。
奈良的“大唐坊”更是热闹。这里是唐商的聚集地，王元宝的“宝昌号”分号就开在坊中央，门前的幌子上用汉倭两种文字写着“专营唐货”。坊内的街道按长安的样式铺设，两侧的店铺挂着红灯笼，卖胡饼的唐商吆喝着“刚出炉的胡饼，一文钱两个”，竟有不少倭人排队购买。
“大唐坊”的角落里，有个不起眼的小茶馆，却是唐倭商人交换信息的好去处。唐商说“登州的铁器下个月要涨价”，倭商便赶紧囤货；倭商讲“奈良的漆器工匠出了新样式”，唐商立刻记下，转头就向长安的贵妇们预定。有次一个唐商炫耀自己的倭国妻子做的“唐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