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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杜牧又被调到池州当刺史，池州比黄州强点，但也有个大问题：佛教寺庙太多了。那会儿晚唐的和尚特别多，好多寺庙占着大片的好地，却不用交税，还天天让百姓捐钱“修佛塔”，百姓本来就穷，再被这么折腾，日子更过不下去了。
正好那时候唐武宗下了命令，要禁毁佛教，说佛教“蠹耗生灵”（就是坑害老百姓）。别的地方官怕得罪和尚，都敷衍了事，杜牧却真干了——他亲自去查池州的寺庙，把那些占着地不干活、专门骗钱的寺庙拆了，把寺庙的土地分给百姓种地，还让年轻的和尚还俗回家，要么种地要么学手艺。
有人劝他：“刺史大人，别这么较真，和尚们背后有人，小心他们告你状。”杜牧却摇摇头：“我不管他们背后有人没人，百姓都快没饭吃了，我不能看着和尚们欺负人。”
在池州的日子，杜牧还修了水利——池州经常闹水灾，他就组织百姓挖水渠、修堤坝，让百姓的田地能浇上水，收成好了不少。有次他去乡下看堤坝，百姓们拉着他的手，递给他刚煮好的红薯：“刺史大人，要是没有你，咱们今年又得饿肚子了。”杜牧咬着红薯，心里暖暖的——虽然不能在京城实现“削平藩镇”的理想，但能在地方让百姓过好点，也没白当这个官。
那段时间，杜牧虽然身处“荒郡”，却写了不少诗，比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看起来是写风景，其实是写他在池州的日子——虽然远离朝堂，但能和百姓在一起，能做实事，心里也踏实。
献策被用却难圆梦：《战论》说得对，藩镇还是平不了
杜牧在地方干得风生水起，消息传回长安，连之前排挤他的李德裕都注意到了——李德裕虽然是李党，可也不是完全没脑子，他知道杜牧有本事，尤其是在军事上有想法。
那时候唐朝的藩镇问题越来越严重，河北的藩镇又开始作乱，朝廷派去的军队打了好几次都输了，李德裕急得睡不着觉，就想起了杜牧写的《战论》和《守论》。他让人把这两篇文章找出来，读了一遍又一遍，越读越觉得杜牧说得对：“之前就是没按杜牧说的改革军事，才打不过藩镇！”
没过多久，李德裕就向朝廷建议，采用杜牧在《战论》里提的策略：整顿军队，挑选能打仗的将军，再安抚藩镇治下的百姓，让藩镇失去民心。朝廷同意了，还下了命令，让杜牧回长安，协助李德裕处理军事事务。
杜牧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池州的堤坝上跟百姓聊天，听到“回长安”三个字，他愣了半天——他以为这辈子都回不了长安了，居然有机会回去，还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回到长安后，李德裕亲自见了杜牧，俩人没提之前的党争，只聊军事。李德裕说：“杜牧，你在《战论》里说的‘兵贵精不贵多’，我觉得很对，接下来就靠你帮朝廷出主意了。”杜牧点点头，把自己这些年在地方观察到的情况，还有对藩镇的新想法，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那段时间，杜牧天天泡在兵部的档案房里，跟将军们讨论战术，还亲自起草了好几份关于削藩的奏折，里面的建议大多被李德裕采纳了。朝廷按照他们的策略出兵，还真打了几个胜仗，河北的藩镇老实了不少。
杜牧看着捷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觉得，自己的理想要实现了，“削平藩镇、收复河湟”的日子不远了。可他忘了，晚唐的党争从来就没停过，就算打了胜仗，该来的麻烦还是会来。
没过多久，牛党又开始反击，说李德裕“滥用兵权”“想谋反”，还把杜牧拉了进来，说杜牧是“李德裕的帮凶”。唐武宗本来就对李德裕有点猜忌，听了牛党的话，就开始疏远李德裕，最后居然把李德裕外放了。
李德裕一走，杜牧就成了“靶子”——牛党说他之前替牛僧孺说话是“假的”，现在又帮李德裕，是“两面派”；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