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判断力的学术活动的高度。
“举个例子，”
周硕信手拈来，“假设我们手头有一部宋刻本的诗集，里面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而我们找到的另一部明刻本，这句诗却是‘春风又过江南岸’。
‘绿’和‘过’，哪一个更可能是诗人最初使用的字？我们该如何判断？”
这个问题抛出，台下立刻响起了一阵细微的讨论声。
显然，大多数学生都熟知王安石这个“绿”
字反复推敲的典故，直觉上认为“绿”
字更佳。
周硕仿佛看穿了大家的想法，笑道：“看，这就是校勘中常见的陷阱之一——‘以优代劣’。
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选择那个文学性更强、更为人熟知的字眼。
但校勘的原则，先不是判断‘优劣’，而是追寻‘真伪’。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哪个版本更接近作者的时代？哪个版本源流更可靠？是否存在因形近、音近而致误的可能？诗人的用字习惯又是如何？甚至，‘过’字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否也可能有独特的韵味？”
他一步步引导，将一个看似简单的选择，剖析成需要多维度考量的复杂问题。
“所以，‘校勘’二字，看似简单，实则重若千钧。
它要求我们既要有显微镜般的细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蛛丝马迹；又要具备望远镜般的视野，将文字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审视。”
“它是一场与时间博弈的智力游戏，目标则是无限逼近那份被时光尘埃掩埋的‘真实’。”
周硕的话语落下，教室里一片安静，在周硕如此生动的比喻之下，大家已经完全感受到了，校勘工作的博大精深；想象到了，校勘工作当中可能会遇到的艰难险阻。
“校勘，是文献学的重要基石，也是最基础、最见功力的工作之一。”
周硕的声音沉稳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关于古代文本的深入研究，都必须建立在一个相对可靠的、经过精心校勘的文本基础之上。”
他微微停顿，目光扫过全场，确保每个学生都理解这句话的重量。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位古代思想家的学说，所依据的版本却充满了后人妄改、抄手笔误甚至书商为了牟利而故意作伪的痕迹，”
周硕的语调变得严肃，“那么，我们的一切分析、一切推论，岂不是建立在流沙之上？得出的结论，又如何能经得起推敲？”
“所以，”
他总结道，语气再次放缓，却更显恳切，“校勘工作，看似是为他人做嫁衣，是默默无闻的基础工作，实则至关重要。
它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是确保我们能够与古人进行清晰、准确对话的前提。
它要求我们甘于寂寞，沉潜其中，用最大的耐心和最高的智慧，去为后来的研究者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这份工作，需要一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定力，更需要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
周硕的这一番话，将“校勘”
这一技术性工作，提升到了学术责任和文化传承的高度。
教室里变得更加安静，学生们似乎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重量。
“当然，”
周硕话锋一转，脸上重新浮现出令人放松的微笑，“我们这门课是文献学导论，不会要求大家立刻就去‘坐冷板凳’。
我们先要做的，是了解校勘的基本方法，培养起初步的‘校勘意识’。”
“就像学武功要先扎马步，学校勘，也要从最基础的校勘方法开始学习。”
“那么，大家不妨结合刚才的讨论，开动脑筋想一想，”
周硕的声音带着循循善诱的意味，“如果我们就是那位需要‘较真’的‘课代表’，面对一部存在疑问的古籍，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运用哪些具体的方法来‘揪出’错误，逼近真实呢？”
他话音落下，教室里再次陷入了一种专注的沉寂。
学生们有的低头沉思，有的无意识地用笔轻点桌面，努力从周硕方才的话语中捕捉线索。
短暂的等待后，一位坐在中间，之前一直认真记录的女生率先举起了手。
“这位同学，请讲。”
周硕微笑着示意。
女生站起身，语气带着思考的痕迹：“老师，您刚才提到比对不同的‘抄本’和‘印本’……我想，最直接的方法，是不是就是找到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把它们放在一起，逐字逐句地对比？看看哪些地方不一样？”
她说得有些谨慎，似乎担心这个方法过于简单。
“抓住要害！”
周硕立刻肯定，声音洪亮，“这正是最基础、最核心的一步！”
他转过身去，在黑板上“校勘”
二字的下方，用力写下了“对校”
两个大字。
“我们可以称这种方法为‘对校法’。”
他阐释道，“如同多位证人对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