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二年，腊月将尽，开德府，秦王府。
凛冬的寒意，并未因年关将近而有丝毫消退。
府内虽已撤去大部分白幡，但空气中依旧弥漫着香烛未尽的气息与一种深沉的哀寂。
书房内，炭火盆烧得正旺，驱散着窗缝间渗入的寒气，却驱不散陈太初眉宇间那浓得化不开的疲惫与凝重。
父亲陈守拙已入土为安，喧嚣的丧仪过后，是更为漫长而冷清的守孝期。
依照礼法，他需在此丁忧三年，隔绝政务，素食布衣，以尽人子之孝。
然而，书案上堆积的来自汴梁的密报与邸抄，却无声地诉说着时代的紧迫与等待的奢侈。
何栗的私信字迹仓促，详述朝中因他离京后，旧党势力隐有反弹之势，对新政草案的议论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因他的缺席而更加甚嚣尘上，各种阻挠的奏疏暗流涌动。
西北赵虎的军报则直言边境摩擦升级，大白高国骑兵活动日益频繁，军饷、兵员补充的请求一次次被户部、枢密院以“程序冗繁”
、“库银不足”
为由拖延。
更有各地暗线传来的消息，江南豪商与漕帮勾结，利用新政未稳之机，大肆囤积居奇；北方几个路的官员阳奉阴违，旧有税制名存实亡，新法推行举步维艰。
四海表面臣服，实则暗流汹涌，仿佛只待一个契机，便会掀起惊涛骇浪。
陈太初放下手中一份关于漕运弊端的密报，长长吐出一口浊气，白气在清冷的空气中瞬间凝成白雾。
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庭院中覆着薄雪、枝桠光秃的的老树。
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三年？莫说三年，便是三个月，也足以让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变革势头付诸东流，让这个帝国滑向更深的泥潭。
他仿佛能看到赵桓在深宫中，面对各方压力，那日渐焦躁与无助的神情。
不能再等了。
他转身回到书案前，铺开一张素笺，提笔蘸墨，略一沉吟，开始书写奏章。
笔尖在纸上游走，出沙沙的轻响，在寂静的书房中格外清晰。
他先恳切陈述了身为人子，按制需丁忧三载的孝道伦常，言辞哀切，合乎礼法。
然而，笔锋随即一转，提及当前“国步艰难，四郊多垒，新政甫立，根基未固”
，若主事者长期远离中枢，“恐奸宄生心，事机坐失”
。
最后，他郑重请求皇帝陛下体恤时艰，准许他在开德府守制，期间“夺情起复”
之议，万万不可，但允许他以“白衣”
身份，将变革条陈、应对之策，密奏于上，供陛下与中枢诸公参详决断。
奏章以六百里加急送出后的第七日，皇帝的批复便到了，同样是以最快度送达。
来的并非正式的圣旨，而是赵桓的一封朱批私信，字迹略显潦草，透着难以掩饰的焦虑：
“元晦吾兄：览奏心如刀割。
兄纯孝之心，天地可鉴，朕岂不知？然兄亦知，如今朝局如累卵，边事如沸鼎。
朕每览各地奏报，未尝不汗透重衣。
何栗虽忠勤，然骤临大变，独木难支。
新政纲要，非兄不能洞悉其要，非兄不能镇服群小。
三年之期，实难等待！
夺情起复，虽有碍清议，然为国纾难，权宜之计，古亦有之。
万望吾兄念及江山社稷，念及朕之艰难，暂移孝作忠，克日返京，共渡时艰！
前议诸事，亟待兄回京主持。
朕心迫切，言不尽意，惟兄察之！”
信纸的末尾，朱笔的印记几乎力透纸背，显见赵桓写下这些字时心情的激荡与近乎哀求的迫切。
陈太初放下信纸，默然良久。
赵桓的反应，在他意料之中。
这位性情较弱的皇帝的依赖心理和面对复杂局面的无力感，比想象的更甚。
然而，他深知，“夺情起复”
虽可解一时之急，却会授人以柄，让那些坚守礼法的清流文官集团抓住“不孝”
的致命攻击点，届时非但新政难推，自己也将陷入巨大的道德被动，甚至可能引朝野舆论的强烈反弹，使改革事业毁于一旦。
他再次提笔，给赵桓回了一封更长的密信。
信中，他先是对皇帝的信任与倚重表示感激，随后笔锋沉稳地剖析利害：
“陛下明鉴，臣非惜身恋栈，实为新政大局计。
‘夺情’之举，虽可返中枢，然‘不孝’之名若加于臣身，则臣所倡一切新政，皆将被斥为‘无父无君’之乱法，清流物议，足可杀人！
届时，非但臣寸步难行，恐亦将累及陛下圣德，使变法大业未兴而先溃。
此绝非危言耸听。”
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更为稳妥、更具深意的策略：
“臣愚见，陛下不若准臣在开德府守制。
于此期间，臣可将变法之具体细则、推行方略、应对疑难之策，详加斟酌，陆续密奏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