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的医疗点，经过几场硬仗的洗礼，规模被迫扩大，但条件依旧简陋得令人心酸。主体依旧是那个半埋的地窖，只是在旁边又清理出两个被炸得只剩半边的土坯房，用木柱和伪装网勉强支撑，分别作为重伤员观察区和……一个特殊的隔离区。
空气中弥漫的气味更加复杂，除了永不消散的硝烟、血腥和消毒水，还增添了一种若有若无的、属于陌生盥洗用品和不同饮食结构的异样气息。这种气息，来自隔离区里的那几个“特别的病患”。
他们是俘虏。苏军士兵。
担架兵将他们抬下来时，神情复杂，动作说不上粗暴，但也绝无对待己方伤员时的那种小心翼翼。周围的伤员和医护人员投去的目光，更是混杂着毫不掩饰的仇恨、冰冷的好奇，以及一丝难以理解的困惑。
“凭什么要救他们？！二牛、柱子都死在他们炮火下！”一个胳膊缠着厚厚绷带的战士，看着一个被抬过去的、穿着陌生制式军服的俘虏，眼睛赤红，几乎要喷出火来。
“就是！我们的药都不够用！”另一个伤势较轻的民兵低声附和，拳头攥得紧紧的。
资源匮乏的压力像一根绷到极致的弦，任何一点额外的负担都可能引发断裂。将宝贵的药品、有限的清洁水源、甚至医护人员本已透支的精力，用在这些昨天还在向自己战友倾泻火力的敌人身上，这种情感上的撕裂与现实中的困境，让医疗点内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和微妙。
负责处理这几个俘虏的，是廖奎。命令是团部直接下达的，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严格执行俘虏政策，给予必要的人道主义救治，这是纪律，也是政治任务！”
廖奎对此没有表露任何情绪。当他走向那个被临时用篷布隔开的区域时，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背后那些投射而来的、含义各异的目光——有不解，有审视，甚至有一丝隐隐的排斥。
第一个需要处理的是一名年轻的苏军士兵，看起来不过十八九岁，金色的头发被血污和泥土黏成一绺一绺，脸色因失血和恐惧而惨白。他腿部中弹，伤口狰狞，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和对疼痛的忍耐。
廖奎蹲下身，打开医疗包。年轻的俘虏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喉咙里发出模糊的、带着恳求意味的音节。
廖奎没有看他，目光只专注于伤口。【明镜止水】的状态下，伤情就是伤情，无关国籍与立场。他动作熟练地剪开被血浸透的裤腿，清创，检查弹片位置。他的动作专业而冷静，没有丝毫多余，却也感觉不到温度。
“廖医生，这磺胺粉……”跟在旁边的卫生员小陈犹豫地拿着所剩无几的药瓶，脸上写满了不情愿。
“用。”廖奎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他接过药瓶，小心地撒上粉末。他知道这瓶药可能意味着一个己方战士感染风险的降低，但他更知道，如果这个俘虏因得不到基本救治而死亡，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成为对方宣传的口实。
“可是……”小陈还想说什么。
廖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深邃，缓缓说出了一句在这个时代拥有绝对分量的话：“‘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我们的原则，对谁都一样。”
这句话像一道符咒，瞬间堵住了小陈和其他几个竖起耳朵听的伤员的嘴。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引用最高指示是解决争议最有效的方式。质疑这句话，就是质疑政治正确性。
廖奎继续着手上的工作。他处理完这个年轻士兵，又去看另一个伤势更重的，是个年纪稍长的士官，腹部被弹片击中，情况危急。麻醉药早已耗尽，廖奎再次拿出银针，精准地刺入穴位，减轻他的痛苦，然后进行紧急处理。他的手法依旧稳定高效，仿佛面对的只是一具需要修复的复杂机器。
他的行为，自然落入了偶尔会来医疗点巡视的政工干部眼中。一位姓王的教导员站在隔离区外，看着廖奎在恶劣条件下，一丝不苟地救治着敌方伤员，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他或许看到了可以向上级汇报的、体现我军宽大政策和医疗水平的典型事例。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在一些私下场合，廖奎能隐约听到一些议论。
“……装什么菩萨心肠，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就是，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同志残忍！”
“听说他家里成分就不太好，别是有什么别的想法……”
这些声音很低，却像冰冷的针，刺入空气。廖奎置若罔闻，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在赢得某些层面认可的同时，也必然在另一些层面埋下了人际关系的隐患，甚至潜在的政治风险。在这个敏感的年代，任何一点“立场不坚定”的嫌疑，都可能被无限放大。
当他终于处理完所有俘虏的紧急伤情，洗净手上沾染的、来自不同阵营的鲜血时，天色已经再次暗了下来。疲惫如同潮水般席卷了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他走出隔离区，迎面碰上那个之前情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