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假面的锐器。当\"家婆、家公\"的称谓携带着宗法制度的重量碾压而来，诗人用\"孤儿妹\"的轻盈称谓实现了四两拨千斤的反制。
这种语言策略，与黄灿然在《我的深圳地理》中对粤语词汇的诗性转化，以及廖伟棠在《野草莓》系列中对潮汕方言的现代性改造，共同构成南方方言诗写的三重奏。但树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婚恋伦理这个最传统的命题，变成了检验方言诗学能量的试金石。当标准汉语在婚嫁叙事中不断复述\"执子之手\"的古老誓言时，粤语以\"面怼怼\"的鲜活质感，撕开了温情面纱下的权力博弈。
结语：
《我情愿嫁俾一个孤儿仔》的价值，不仅在于用方言重写了婚姻叙事，更在于证明了边缘话语的思辨力量。那些被标准汉语规训机制排斥的语言碎片，在诗人手中重组为锋利的镜面，既照见传统伦理的裂缝，也折射出商品社会的荒诞。当诗人选择用粤语说出\"我嫁哈\"，他实际上完成了一场静默的革命——在语音的褶皱处，在语法的裂隙中，诗歌重新夺回了命名世界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