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噈喺想讲白话》（粤语诗）
文\/树科
我噈喺想讲白话啫，嘟想
用粤语啲中文、汉字
写下自己心度嘅事情……
我嘟知，家阵阴谋论肆意
而家冇边个冇得篱笆……
我噈算系用粤语字写下诗
嘟要评论我同\"煲冬瓜\"
争夺乜鬼、乜物话语权
气煞人也……
诶，以己之心度人啦……
《树科诗笺》2025.2.18.粤北韶城沙湖畔
《方言诗学的突围与坚守》
——论树科《我噈喺想讲白话》的语言自觉
文\/阿蛋
在全球化浪潮裹挟下，语言的同质化进程如汹涌暗流，侵蚀着多元文化的根基。树科的粤语诗《我噈喺想讲白话》恰似一柄利刃，划破语言霸权的迷雾，以极具张力的口语化表达，为方言诗学开辟出一片独特的精神领地。这首诞生于粤北韶城沙湖畔的作品，不仅是诗人个体语言诉求的直白呐喊，更折射出方言文学在当代语境下的生存困境与突围路径。
一、方言书写的文化溯源与诗学传统
从《诗经》“十五国风”的民歌采集，到南北朝乐府的吴声西曲，方言始终是中国诗歌血脉中流动的基因。刘禹锡《竹枝词》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巴渝俚语入诗，将方言的诙谐与诗意完美融合；柳永词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市井白话，打破文人雅言的桎梏，展现出语言最本真的情感力量。这些经典之作证明，方言并非粗鄙之语，而是承载地域文化记忆的鲜活载体。
粤语作为汉语方言中保留古音古韵最多的语种之一，其独特的九声六调体系与丰富的俚语词汇，构建起别具一格的语言美学。早在明代，邝露《赤雅》中便以粤语记歌，记录壮族先民的生活场景；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更将粤语歌谣与《诗经》相提并论：“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乐。”这些文献表明，粤语书写始终拥有深厚的文化土壤与诗学传统。树科的粤语诗，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与创新。
二、口语化表达中的情感张力与语言暴力
“我噈喺想讲白话啫，嘟想\/用粤语啲中文、汉字\/写下自己心度嘅事情……”诗中连续使用“噈喺”“啫”“嘟想”等粤语口语词，将日常对话的随意性转化为诗歌的直接性。这种不加修饰的语言风格，如同岭南的阳光般炽热直白，消解了传统诗歌的距离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诗人的私人话语空间，真切感受到其渴望表达的迫切心情。
然而，这种自由表达却遭遇现实的阻力。“我嘟知，家阵阴谋论肆意\/而家冇边个冇得篱笆……”诗人敏锐地捕捉到当下社会中无处不在的语言审查与话语霸权。“阴谋论”与“篱笆”的隐喻，暗示着语言表达的空间被无形的权力结构所规训。当粤语诗被贴上“争夺话语权”的标签，方言书写的纯粹性被政治化解读，这种来自外界的暴力评判，恰如本雅明所说的“语言的堕落”——语言不再是思想的载体，而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
三、语言冲突背后的身份焦虑与文化认同
方言的式微本质上是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具象化表现。在“煲冬瓜”（普通话）的强势语境下，粤语书写常被视为“小众”“非主流”。诗人以反讽的口吻写道：“我噈算系用粤语字写下诗\/嘟要评论我同‘煲冬瓜’\/争夺乜鬼、乜物话语权”，辛辣地批判了语言中心主义的傲慢。这种将方言与普通话对立的思维模式，实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粗暴简化。
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提出“混杂性”理论，强调文化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在差异与碰撞中不断重构。粤语诗的存在，正是对单一文化身份的解构与超越。它既保留着岭南文化的根脉，又以开放的姿态与主流文化对话，展现出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包容性与生命力。
四、方言诗学的未来图景与创作启示
树科的粤语诗为方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首先，方言书写应突破地域限制，在保持语言特色的同时，融入普世价值的表达。正如艾略特在《荒原》中使用多种语言进行创作，方言诗亦可通过跨文化的叙事策略，使地域经验获得更广泛的共鸣。其次，方言诗学需要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语言学、文化学等多维度深入挖掘方言的诗性特质，摆脱被边缘化的困境。
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为方言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粤语短视频、网络方言诗歌社区的兴起，证明方言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未来的方言诗学，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打破时空界限，让方言诗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地域与世界的桥梁。
树科的《我噈喺想讲白话》以朴素而坚定的姿态，完成了一次方言诗学的宣言。它提醒我们，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方言文学的坚守与创新，不仅关乎语言的存亡，更关乎文化多样性的守护。在这个语言趋同的时代，方言诗人们的创作实践，恰似点点星火，终将汇聚成照亮文化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