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考试挺公平，可考来考去全围着儒家经典打转，从《诗》《书》《礼》《易》《春秋》这些经书的解读，到写策论都得按儒家那套思想来，说白了就是拿 “四书五经” 当死规矩。
穷人家的孩子就算能弄到点书看，也得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啃这些经典。三更灯火五更鸡，破窗纸被寒风刮得哗啦作响，他们蜷缩在漏风的茅草屋里，就着豆大的油灯，用手指在书页上反复摩挲那些艰涩的字句。有的孩子甚至要白天打柴换钱，夜里借着月光读书，连纸墨都得精打细算。可世家大族就不一样了，雕梁画栋的藏书楼里，整墙整墙的典籍泛着墨香，线装书用蜀锦函套层层包裹，连批注都请得动当世大儒。族中子弟自幼便有名师开蒙，书房里摆着前朝状元的真迹，庭院中随时能开一场经史讨论会。他们的 “寒窗苦读”，是在暖阁里就着兽炭炉温书，有丫鬟奉上清茶，有夫子随时解惑。
这种教育资源的天壤之别，在科举考场上显露无遗。寒门子弟答题时战战兢兢，生怕写错一个字；世家子弟却能旁征博引，把圣人之言与家族传承的治学心得融会贯通。所谓的 “公平竞争”，不过是把以前靠门第的门槛，换成了靠儒家学问积累的新门槛。那些世家大族早已把经史子集嚼烂吃透，编成代代相传的秘要，寻常人家即便侥幸获得只言片语，也不过是管中窥豹。根子上，阶层固化这块铁板依然坚不可摧，不过是换了副更体面的模样，继续将寒门学子拒之门外。
时光流转至元仁宗皇庆二年，一纸诏令将朱熹批注的《四书章句集注》钦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自此，这部凝结着理学精要的典籍，摇身一变成为天下书生叩击仕途的 “敲门砖”。晨钟暮鼓声里，寒窗下的学子们秉烛夜读，青灯将泛黄的书页映得发亮，他们逐字逐句啃食着 “存天理，灭人欲” 的经义，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的训诫刻进骨髓，即便困得眼皮打架，也要强撑着用冷水浇面，生怕漏背半行批注。
待到考场上铺展素绢，那些曾在心中翻涌的奇思妙想，瞬间被八股文严苛的 “破题、承题、起讲” 框架绞杀。学生们被迫用 “代圣贤立言” 的口吻行文，明明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笔下却只能重复着程朱理学的陈词。有人寒窗苦读二十载，鬓角染霜时仍在 “之乎者也” 间打转，把大好年华尽数耗在对古人注疏的反复咀嚼中。更可悲的是，这种僵化的教育模式像精密的模具，将千万个鲜活灵魂塑成同一副模样，即便有人偶有灵光乍现，也会在 “不合程式” 的评语中，被无情碾入八股文的滚滚洪流。
他猛地转身，烛火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墙上，宛如一头蓄势待发的猛兽：“到了本朝，儒家更是垄断了学术与仕途！学子们只知背诵八股，对外面日新月异的世界一无所知。当荷兰人凭借坚船利炮占据台湾，在澎湖列岛修筑棱堡，用佛郎机炮轰击沿海村镇；当满清铁骑在北方虎视眈眈，屡屡叩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紫禁城内的学子们还在国子监的廊下，为‘存天理，灭人欲’争论不休！” 林宇重重地拍在案几上，震得烛泪飞溅，“自太祖立八股取士以来，《四书》章句沦为禁锢思想的枷锁，翰林院高墙内文人皓首穷经，却不知西洋已造出能横渡大洋的福船、可洞穿城墙的红衣大炮。那些把持文柄的硕儒，将新学视为洪水猛兽，江南书院偶有学子研习算学几何，便被斥为 “奇技淫巧”，致使《天工开物》蒙尘，《几何原本》难传。
如今朝堂之上，守旧派仍在鼓吹 “祖宗成法不可变”，却不见倭国已弃和服从洋制，荷兰战舰在渤海湾游弋示威。黄河决口处饿殍枕藉，豫东流民易子而食，而太学诸生仍在为 “知行合一” 的字义争论不休。长此以往，当荷兰的坚船利炮叩关之时，我大明恐将如崖山海战时的赵宋，空有锦绣文章，难御虎狼之师！”
“大人，可百姓们……” 一名手下欲言又止。
“百姓们反对，是因为他们看不到长远！” 林宇打断道，眼中满是悲悯，“他们被贫穷和蒙昧困住了双眼，以为读书识字不过是富贵人家的消遣。但我要让他们知道，知识才是改变命运的钥匙！” 他握紧拳头，语气愈发坚定，“ 义务教育为啥非搞不可？您看看城西破庙里，那些拿木炭在青砖上练字的娃，裹着草席都冻得直哆嗦还在学；渡口边踮着脚偷看货船账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