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杀沈柳生及其核心部众。这一举措暂时平息了巴陵豪强的不满，巩固了萧铣的统治，但徐德基之死留下的隐患却并未消除。首先，徐德基的死暴露了萧铣政权内部“派系矛盾”的尖锐性。巴陵集团与沈柳生部的冲突，本质上是“地方豪强势力”与“流寇武装”的利益争夺，而萧铣在处理这一矛盾时，选择完全倒向巴陵集团，虽短期稳定了局势，却也让其他归附的流寇势力心生警惕，为日后政权内部的离心离德埋下伏笔。其次，徐德基作为巴陵集团的“纽带式人物”，其死后，集团内部虽仍以董景珍为首，但凝聚力已大不如前。各豪强之间开始出现利益分化，部分人对萧铣的信任也逐渐减弱，这种内部的松散，削弱了政权的核心战斗力。更为关键的是，徐德基的枉死，让萧铣政权失去了一位兼具“地方根基”与“战略眼光”的核心谋士。徐德基熟悉南方的地理环境、士族脉络及社会民情，若他能存活，极有可能成为萧铣治理江南的重要助力。他的死，使得萧铣在后续的决策中，更多依赖于董景珍等军事将领，而缺乏对地方治理、民生安抚的深度考量，这也导致萧铣政权虽一度占据江南大片土地，却始终未能建立稳固的统治基础。
由于隋末史料对地方人物的记载较为简略，徐德基的生平事迹散见于《旧唐书·萧铣传》《新唐书·萧铣传》及《资治通鉴》等文献中，虽无专门的传记，但其短暂而关键的人生轨迹，仍得到了后世史家的关注。从个人层面看，徐德基是隋末地方精英的典型代表。他并非传统意义上“逐鹿天下”的野心家，而是以“守护地方、保障乡党”为初心，在时代洪流中选择了顺应趋势、参与变革。他的决断力、行动力与务实精神，使其成为巴陵反隋起事的核心推动者；而他对萧铣的支持，也体现了地方势力对“正统旗号”的重视，反映了隋末南方政治生态的独特性。然而，他的悲剧在于，低估了乱世中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最终成为内部倾轧的牺牲品，其命运印证了“乱世之中，道义与信任往往难以抵御权力欲望”的现实。从政权兴衰的角度看，徐德基之死是萧铣政权由盛转衰的潜在转折点。萧铣政权在建立初期，凭借“梁室后裔”的正统身份与巴陵集团的支持，迅速扩张，占据了东起九江、西抵三峡、南至交趾、北达汉水的广阔疆域，兵力达四十余万，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之一。但徐德基死后，政权内部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反而在扩张过程中不断激化。后来，董景珍因遭萧铣猜忌而叛逃，其他将领也纷纷离心，最终导致萧铣在武德四年（621年）被李唐军队击败，政权覆灭。史家在分析萧铣败亡的原因时，多提及“猜忌诸将、内部不和”，而徐德基的枉死，正是这种“内部不和”的最初体现，其连锁反应间接加速了政权的崩溃。
回望隋末乱世，徐德基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微尘，但他的选择、行动与命运，却清晰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既有地方精英为守护家园的努力，也有权力斗争引发的悲剧；既见证了政权的快速崛起，也预示了因内部矛盾导致的必然衰落。他的生平事迹，不仅是隋末历史的一段鲜活注脚，更留给后人关于“信任、团结与政权治理”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