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一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他活跃于北朝北齐后期，以其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成为了一颗璀璨的明星。
当时的北齐，正处于后主高纬的统治之下，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朝政腐朽不堪，权贵们肆意妄为，酷刑泛滥成灾，司法体系已经完全沦为了他们操控的工具。在这样的环境中，正义似乎已经被遗忘，人们生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
然而，徐远却在这片黑暗中闪耀着光芒。他担任大理司直一职，负责处理各种案件。与其他官员不同的是，他以“平恕”断案而闻名。所谓“平恕”，就是公平、宽容地对待每一个案件，不偏袒权贵，也不歧视平民。他坚信法律的公正和尊严，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和诱惑，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
徐远的断案方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他不仅能够准确地判断是非对错，还能够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真相和原因。他对待罪犯并不是一味地严惩，而是注重教育和改造，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这种人性化的处理方式，使得许多原本可能被冤枉或者误判的人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也让更多的人对法律产生了信任和尊重。
徐远的生平不仅仅是个人职业操守的体现，更折射出了北齐后期司法体系的崩坏和少数正直官员的抗争。在那个时代，像徐远这样坚守法律公正的官员实属凤毛麟角。他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为后世研究北齐司法制度和官场生态提供了珍贵的微观视角。
从时代背景来看，徐远所处的北齐后主时期（约565-577年），是北齐王朝走向覆灭的最后阶段。北齐自建立以来，虽在军事与文化上有一定成就，但后期统治者多荒淫残暴，后主高纬更是沉溺享乐、宠信奸佞，导致朝政极度混乱：权贵集团相互倾轧，肆意践踏法律；地方官吏贪污成风，对百姓横征暴敛；司法领域尤为黑暗，“滥施酷刑”成为常态——为镇压异己、搜刮财富，朝廷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构陷他人，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之事屡见不鲜，大理寺作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也逐渐失去司法独立性，沦为权贵打压对手的工具。在这样的环境中，官员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沉默自保，徐远坚持“平恕”断案，无疑是逆流而行。
关于徐远的家世与早年仕途，史书中并无详细记载，仅能从北齐的官员选拔与司法体系背景推测一二。北齐继承北魏制度，官员选拔虽仍看重门第，但因后期政局动荡，部分职位也向有实际能力的士人开放。大理司直作为大理寺的核心官员，需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丰富的断案经验与严谨的逻辑能力，通常从基层司法官员或熟悉律法的士人中选拔。徐远能出任这一职位，大概率满足两方面条件：一是具备深厚的律法素养，可能早年研习过《北魏律》《北齐律》等法典，对司法流程与定罪标准了然于胸；二是在前期任职中展现出可靠的品行与断案能力，未卷入权贵斗争，因而得以进入中央司法体系。不过，相较于同时期依附权贵的官员，徐远的家世背景可能较为普通，这也让他更少受到派系利益的牵绊，能够相对独立地履行司法职责。
北齐后主时期，徐远正式担任大理司直，职责是参与中央重大案件的审讯与断狱，包括对地方上报疑难案件的复核、朝廷官员犯罪案件的审理，以及对已判案件的申诉重审。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这一职位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权贵常通过干预案件审理，要求徐远对“目标人物”从重定罪，甚至捏造证据、强迫认罪；另一方面，部分案件涉及皇室成员或宠臣，司法官员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徐远始终以“平恕”为原则，将法律公正置于首位，其断案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重视证据，拒绝刑讯逼供。北齐后期，司法官员为快速结案或迎合权贵，常依赖酷刑迫使嫌疑人认罪，导致大量冤假错案。徐远审理案件时，却坚持“无实证不定罪”，即便面对复杂案件，也会细致核查人证、物证与书证，反复核实案件细节，避免因主观臆断或刑讯手段制造冤案。史书中虽未记载具体案例，但“平恕”的评价足以说明，他在审理过程中始终保持审慎，尽可能还原案件真相，而非屈从于外界压力。
其二，量刑宽仁，兼顾法理与人情。北齐律法虽在条文上较为完备，但后期执行中常出现“轻罪重判”“无罪株连”的情况，尤其对平民或得罪权贵的官员，量刑往往远超律法规定。徐远在定罪量刑时，却严格依据《北齐律》条文，既不刻意加重刑罚以讨好权贵，也不滥用宽宥以纵容犯罪，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法理与人情的平衡”——对因生计所迫犯下轻罪的平民，会结合其认罪态度与社会背景酌情从轻；对权贵子弟的违法行为，也坚持依法定罪，不因身份特殊而姑息。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在当时的司法体系中极为罕见。
徐远的“平恕”之举，虽为他赢得“良吏”之名，却也让他在官场中面临诸多压力。一方面，他的公正断案得罪了不少试图通过司法手段谋利的权贵，这些人多次散布流言蜚语，试图动摇他在大理寺的职位，甚至暗中威胁其人身安全；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