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亲自创作《善哉》《大乐》等乐曲，设立乐官制度，改革雅乐，推动音乐艺术的发展。徐君蒨的音乐爱好，既是对时代风气的追随，也源于个人的真挚热爱，他对音乐的追求，早已超越了“消遣娱乐”的层面，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
徐君蒨对音乐的热爱不仅停留在欣赏与表演层面，更体现在积极的创作实践中。他“所作新声巧变，人多讽习”，创作的新曲调旋律巧妙多变，融合了传统雅乐与民间音乐的元素，既保留了贵族音乐的典雅，又增添了民间音乐的活泼与灵动，深受时人喜爱，成为流传广泛的“流行音乐”。在那个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一首乐曲的流传全靠人们口耳相传，徐君蒨的“新声”能够做到“人多讽习”，足以说明其作品的吸引力与传播力。他的音乐创作并非闭门造车，而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无论是宴饮聚会时的欢歌，还是游山玩水时的吟唱，都成为他灵感的来源。他创作的曲调，既有描写山水之美的清新之作，也有抒发宴饮之乐的欢快之曲，甚至还有调侃世事的诙谐之音，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展现出他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与对音乐的独特理解。
除音乐外，徐君蒨还精通舞蹈与俳优表演，甚至“喜欢亲自穿着戏服表演”，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是极为罕见且大胆的行为。俳优是古代以滑稽表演、模仿逗乐为业的艺人，社会地位低下，被视为“贱业”，贵族子弟通常只作为观众欣赏，绝不会亲自参与表演，以免有失身份。但徐君蒨却毫不在意这些世俗偏见，打破身份界限，亲自穿上戏服，模仿各种人物的言行举止，进行俳优表演。他的表演并非简单的装疯卖傻，而是融入了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与对人性的调侃，其夸张的肢体语言、诙谐的台词与生动的表情，常常引得观者捧腹大笑，也让他成为贵族圈中的“开心果”。他的表演场所，既有自己的府邸，也有朋友的聚会，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他也毫不避讳地展示自己的表演才能。这种行为在当时虽然被部分人视为“放浪不羁”“有失体统”，但也赢得了许多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文人的赞赏，认为他“真性情”“不虚伪”，成为南朝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精神的践行者。
更令人称奇的是，徐君蒨常常“载妓肆意游行，足迹遍布荆楚山川”，带着歌姬舞女四处游山玩水，将私人娱乐扩展到公共空间。荆楚地区山川秀丽，自古便是文人墨客向往之地，三峡的雄奇、洞庭的壮阔、衡山的秀美，都吸引着无数文人前来游览。徐君蒨带着歌姬舞女，乘坐华丽的车马，穿梭在荆楚的山水之间，每到一处风景优美之地，便停下来摆设宴席，弹琴唱歌，翩翩起舞。他的游行并非秘密进行，而是“肆意”为之，所到之处，音乐声、歌唱声不绝于耳，引得沿途百姓纷纷驻足观看，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的这种行为，完全打破了“贵族生活应深藏府邸”的传统观念，将自己的享乐生活公开化、社会化，以至于“朋辈故交都难以见到他”——并非他刻意躲避，而是他总是在游山玩水的路上，行踪不定。当时襄阳的鱼弘也以豪放奢侈着称，曾有“日进斗金”“侍妾百余人”的说法，两人并称为“北路鱼，南路徐”，成为南朝贵族奢侈生活的两大代表，当地百姓甚至编出谣谚流传，足见其影响力之大，已经深入到民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