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支新则》的颁布与“清丈田亩”的试探性失利，让姜淮更清晰地认识到帝国积弊的深度与改革的艰难。
他明白，在缺乏足够政治力量和广泛共识的情况下，正面强攻核心利益壁垒，无异于以卵击石。
他决定调整策略，采取一种更为迂回、也更注重实效的“外围突破，由易到难”的路径。
姜淮将目光投向了地方官吏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的又一重要手段，“火耗”。官府征收散碎银两，需熔铸成标准官银，在此过程中的损耗称为“火耗”。
地方官往往借此名义，大幅加征，远超实际损耗，中饱私囊，百姓苦不堪言，也侵蚀了国家正税。
他选择了一个自己曾成功赈灾、对其官场生态有所了解的府州作为试点。
他没有强行下令禁止，而是联合都察院，首先在该地大力清查、严惩了几个借“火耗”之名横征暴敛的典型贪官，立威于前。
随后，他奏请皇帝批准，在该地试行“火耗归公”改革：
核定标准：根据实际熔铸工艺和运输成本，科学核定一个远低于以往滥征水平的“火耗”附加率，并张榜公布，使征收标准透明化。
统一征收：附加的银两随正税一并上交府库，纳入朝廷监管，不得由州县官员私自截留。
补贴公费：将归公后的“火耗”银，部分用于弥补地方公务开支的不足，部分作为官员的“养廉银”，以试图从根源上减少官吏贪墨的借口。
此举触及了地方官员的灰色收入，阻力不小。但在姜淮的强力推动和严密监督下，试点地区的改革艰难地推行了下去。
结果，百姓的实际负担有所减轻，而国库收入因正税和规范后的“火耗”银入库，反而略有增加。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试点，却为后来更大范围的“养廉银”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在整顿税收的同时，姜淮也在苦苦思索如何从技术层面提升财政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
他通过往来于京城的西洋传教士和商人，了解到泰西之地流行一种名为“复式记账法”的会计技术，其“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核心原则，能够有效防止账目篡改和疏漏。
他如获至宝，立刻组织户部几位年轻且精通算学的官员，向来华的传教士虚心请教，学习并尝试将这种记账法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其适用于中国的财政体系。
他亲自参与修订科目，设计账簿格式。经过数月努力，一套初步适应国情的新型记账法在户部几个相对独立的专项经费管理中开始小范围试用。
这项技术革新，短期内并未引起太大关注，甚至被一些守旧官员讥讽为“奇技淫巧”。
但姜淮坚信，清晰、科学的记账方法是杜绝贪腐、提高效率的基础。他耐心地培养懂得新式记账法的人才，等待着将其推广的时机。
屡次的斗争让姜淮深知，改革不能仅靠一人之力。他开始有意识地在同僚、下属乃至地方官员中，寻找那些志同道合、通晓实务、不那么墨守成规的“实干派”。
他不搞结党营私，而是通过公务合作、探讨时弊、分享经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松散圈子。
他们或许职位不高，声名不显，但分布在不同的衙门和地区，如同星星之火。
姜淮时常与他们通信，交流各地情况，探讨改革遇到的难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非正式的“实干派”网络。
成了他获取真实信息、验证改革思路、乃至在未来推行更大改革时可能依赖的重要力量。
姜淮的一系列举措，看似分散，实则都指向一个核心目标：建立一套更清晰、更高效、更不易腐坏的财政管理体系。
他像一位耐心的织工，在帝国庞大而陈旧的财政肌体上，一针一线地修补、加固，试图编织进新的规则与技术。
然而，他的每一步行动，无论多么谨慎，都在扰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火耗归公”试点让地方官员不满，“复式记账”的推行让习惯于浑水摸鱼的胥吏感到威胁，而他身边聚集起的“实干派”圈子，更让某些高层官员感受到了潜在的挑战。
暗流依旧在平静的朝堂之下涌动。反对者们暂时按兵不动，并非放弃，而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等待姜淮出现失误，或者等待皇帝的信任有所动摇。
姜淮对此心知肚明。他站在户部衙门的廊下，望着庭院中那棵苍劲的古柏，心中并无畏惧，只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坦然与坚定。
他知道，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注定孤独且充满风险，但为了这帝国的长治久安与天下苍生的福祉，他必须走下去。前方的风暴或许正在酝酿，但他已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姜淮推行的“火耗归公”试点与“复式记账法”的引入，如同在沉寂的湖面投入两颗石子，涟漪虽未掀起巨浪，却让水下潜伏的势力感到了不安。
他深知，这些技术性的修补远未触及根本，帝国的财政痼疾源于更深层的制度与结构。他的目光，再次投向了那最为棘手，却也最为关键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