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着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着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曹植具浪漫气质，着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着，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东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核、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核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 [24]。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的人，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宗教发展
本时期为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民纷纷寻求宗教慰藉心灵，使得能够逐渐发展。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迄今尚不明确，但至迟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成公论。三国时期，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翻译。昙柯迦罗译出《僧只戒心》，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始祖。魏明帝曾大起浮屠，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孙权拜支谦为博士，辅导东宫。支谦的翻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其中重要的有《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太子瑞应本起经》等。康僧会得舍利，孙权为之建寺塔，号建初寺。康僧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等。旧录载蜀国译有《首楞严》及《普曜经》。中土沙门也开始西行求法，朱士行于甘露五年（260年）出发前往于阗，写得《大品般若》梵本九十章，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送回洛阳，后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
在佛教的影响下，方士把阴阳五行、服食炼养、导引行气、辟谷延年、神仙长生、鬼神祭祀、图谶符箓、巫术迷信等互相杂糅，并同《老子》牵合，构成原始道教。 [38]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张道陵建立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雏型，到西晋时则称为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又称《太平青领书》。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其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张角拥有广大教众后，于东汉末期率其弟张梁、张宝与部属张曼成发起“黄巾之乱”，最后被东汉朝廷击败而渐渐式微。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建五斗米道。一说五斗米道真正创始人是张修，张鲁杀张修夺取教权后托名张陵创教。 [39]该教可能是黄老之学与当地宗教的融合 [25]，符文大多源自巴蜀巫术。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理教义基本相同。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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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在艺术方面，东吴有八位擅长各种艺术的名士 [75]，时人称为八绝 [75]。有吴范、刘惇、赵达、严武、皇象、曹不兴、宋寿和郑妪等人。例如严武擅下围棋，同辈中无人能胜，有“棋圣”之称。至于曹不兴则擅绘画、皇象则擅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