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帆升起时，南居益的亲兵正小心翼翼地将土豆藤筐搬进舱内，
藤筐里，颗颗饱满的土豆在阳光下泛着质朴的光。
华光大帝号的甲板上，袁可立望着远去的船影，对李国助道：
“这土豆若能在关中扎根，怕是比守住十个澎湖堡还值。”
沈有容点头：“是啊，枪炮能挡一时的敌，粮食能养一世的人。”
海风卷着帆影掠过，李国助望着风柜尾堡的方向，
那里的石墙上，“忠魂堡”三个大字在阳光下泛着红光。
他忽然觉得，今日递出的不仅是土豆和册子，更是一份在乱世里挣扎求生的念想，
就像这澎湖的浪涛，虽掀不起惊天巨浪，却能一点点浸润土地，让希望生根。
……
夜色降临时，华光大帝号升帆驶向了台湾。
李国助站在舷边，望着风柜尾堡的灯火，那里的每一盏灯，都像一双未闭的眼睛。
他知道，这场博弈没有真正的赢家，荷兰人失去了澎湖，却得到了大员；
明朝收复了故土，却依旧要靠银子和火炮维持海疆；
而他和郑芝龙，不过是在历史的缝隙里，为华人争一块能安身立命的土地。
远处的海平面上，一颗流星划过夜空。
李国助握紧了拳头，指节抵在甲板的木纹上。
那里，仿佛还残留着二十万两白银的重量，和一千多个亡魂的温度。
《澎湖撤兵协定》的签署，标志着荷兰殖民重心正式转向台湾。
二十万两白银的赔偿中，十万两补了澎湖军费，十万两抚恤了劳工家眷，
而那额外的一万两罚金，最终成了永明镇开发东番岛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风柜尾堡的青铜炮后来在料罗湾海战中重创荷兰舰队，证明李国助保留堡垒的远见；
而郑芝龙在大员港的勘察，则为三十八年后他儿子郑成功收复台湾，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历史的浪涛里，每一笔协议的墨迹，都藏着未来的伏笔。
魍港的简易商栈是李旦十年前搭的，松木梁柱被海风浸成了深褐色，墙角堆着未拆封的生丝货箱，空气中混着桐油与海盐的味道。
李国助坐在唯一的梨花木桌主位，桌上摊着台湾全岛图，用朱砂圈出魍港、大员、淡水几处据点。
黄碧和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者分坐在他两侧。
那老者头发白了大半，用根磨得发亮的牛角簪子松松绾着，
鬓角几缕碎发被穿堂的海风拂得轻颤，却丝毫不显凌乱。
他的脸是深褐色的，像被日头和咸风反复腌过，皱纹从眼角蔓延到下颌，密而不乱，
像老渔民手里那张浸了油的网，每一道纹路里都沉着岁月。
最出奇的是他的眼睛，不算大，瞳仁也有些浑浊，却看得格外细。
此时没人说话，他便垂着眼，目光落在桌角那盏粗瓷茶碗上，
指节分明的手轻轻搭在膝头，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食指第二关节。
那动作轻缓得很，像在掂量什么，又像在安抚什么，透着种近乎本能的专注。
他穿件洗得发白的青布短衫，袖口磨出毛边，
露出的手腕上有几道浅淡的旧痕，像是被细锐之物划过，早已和皮肤融为一体。
周身没什么特别的气派，却让人瞧着安心，
仿佛无论桌前要议什么风浪，经他这双眼睛看过，总能寻出妥帖的章程来。
商栈外的海浪拍打着礁石，发出沉闷的声响，桌上的台湾图在穿堂风里微微掀动，
会议还没开始，空气里已漫开几分沉甸甸的郑重。
自从与李国助在台北分开，钟斌便径直来到魍港，将要开会的消息告知了刘香、杨六、杨七、李魁奇四人。
这些天来，五人都在魍港各自忙着手头的事，等待李国助来开会。
此时，刘香正站在商栈角落的货箱旁，手里捏着张马尼拉来的船单，指尖划过“白银三百箱”的字样，眉头微蹙着核对；
杨六、杨七兄弟蹲在门口，对着摊开的屯田账册低声合计，
杨六用炭笔在“嘉义新垦亩数”旁打了个勾，杨七则在旁念叨着该添多少农具；
李魁奇靠在墙边，翻看刚到的漳州生丝样品，手指捻了捻丝质，又对照着墙上的贸易账簿核价；
钟斌站在桌旁，正用碳笔在航道图上补画几处新测的浅滩标记，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
许心素与郑芝龙坐在末席，前者捻着佛珠，后者指尖在桌沿轻叩，目光时不时扫过李魁奇，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锋芒。
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中，这些人在李旦死后都成了郑芝龙的死敌。
李魁奇会争夺贸易权，刘香和李国助会勾结荷兰人，钟斌、杨六、杨七会割据一方，
许心素会因李旦留下的走私网络成为郑芝龙首要清除的目标。
但在这个时空，他们却都成了南海边地公司的股东，齐聚一堂，要商量开发台湾的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