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文章也放在了皇帝的面前。
李贽已经不年轻了，嘉靖六年出生，现年已经五十六岁了，也就比张居正小两岁而已，五十六岁的他是一个山人，而张居正在十一年前，四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帝国首辅了。
李贽和张居正都是大明的读书人，他们都走进了科举这个舞台，李贽在二十二岁才成为秀才，二十六岁成为了举人，但李贽没有考中进士，和海瑞一样成为了一名教谕，李贽任教谕那年是嘉靖三十六年，到万历九年，在云南姚安知府的位置上致仕。
“先做官，后做和尚，也没什么稀奇的。”朱翊钧看着李贽的生平，发现相比较海瑞抬着棺材上谏的骨鲠，张居正以丞相摄政试图挽天倾相比，李贽为官的政绩，并不突出，不是不突出，是籍籍无名之辈，几年考评都算不上太好。
站在朱翊钧皇帝的立场上去看，李贽没能在官场上卷上来。
从云南姚安知府致仕之后，李贽住在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家中，耿定向非常不喜欢李贽的离经叛道，所以在耿定理病重后，李贽搬到了麻城，而后回到了泉州，再从泉州来到了京师。
京师聚谈之风极盛，李贽入京聚谈也是为了自己的主张，属于他李贽的自由论。
在十二岁的时候，李贽就开始批评孔子了，或者说李贽从来就是那种不怎么愿意被规矩束缚的人。
他这种人在官场上不讨喜，因为官场是个规矩大于天的地方，不守规矩只能闭门自若的李贽仕途自然不顺。
“老农老圃论。”朱翊钧看到了李贽十二岁时候评价孔子的话。
老农老圃，出自《论语·子路》。
孔子的弟子樊迟请学种地，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再请学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菜农；
等到樊迟离开后，孔子对弟子们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小人，上位者好礼，则没有百姓敢不恭敬，上好道义，则没有百姓敢不服从；上好成行，则没有百姓敢不诚实，只要用礼义信，那么四方百姓就会背着襁褓里的孩子来投奔，哪里需要用到种地的呢？
这和孟子用分工驳斥农学的道理是殊途同归的，儒家追求的大同世界是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儿。
‘贤者与民并耕’是农学许行的主张，而孟子用分工驳斥了许行。
在孔孟之道中，礼大于一切，那么皇帝每年春天的时候，在祭祀春神的时候，推一下犁，意思意思就行了，表示一种共同参与的态度即可。
朱翊钧亲事农桑是非常离经叛道的行为，当初没闹出乱子来，是大家都觉得十岁的孩子在胡闹罢了，当时满朝士大夫就找不出一个会种地的，还是张居正捞到了一个在京师活动的徐贞明，送到了皇帝面前。
但十年后的今天，大明番薯育苗的火室已经遍布了大江南北，番薯这种救荒的粮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与此同时，各种来自泰西的牧草也种满了整个绥远，甘蔗、橡胶树、棕榈种满了这个南洋的种植园。
某种程度上来说，朱翊钧的行为非常契合李贽的学说。
比如李贽认为女子也应该读书，大明的女校织院，就是中原有史以来，第一个给女子提供读书之地的公学，之前的女子读书都是家学。
李贽说朝堂上没有穷民苦力的代表，而大明穷民苦力和农户是高度重合的。
一个会种地的皇帝，是不是农户，或者说有资格成为穷民苦力的代表呢？大明朝堂上制定的种种政令，需要向皇帝解释，也就是要对天下农户负责。
朱翊钧认为自己有这个资格，他十岁开始就种地，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