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了，下个月一号就开始动工建设吧，让他们严格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进行施工，尽可能的不出现事故。”
李旭东可不希望将来好好地一条路，自来水公司挖完，煤气公司挖，煤气公司挖完，又有其他部门过来挖。这样一劳永逸的工作方式，才最节省时间和成本。
有些工作不好做通，毕竟李旭东的思想太超前了，一个县能用得上地铁，这在领导眼中，似乎就是个笑话。
“可是中央拨下来的钱不够啊，是不是再向上面申请一些？”负责财务的常务副主任李时文说道。
“不够就直接找香江的老庄贷款，用三年内的赋税作抵押。这帮家伙回来也不来找我，这是怕我把他们的产业拉到内地来啊。”李家虽然有钱有银行，但与钱沾边的事情，李家要尽可能的避嫌。
国庆典礼，上面请了不少香江的大佬们。在参加完典礼之后，这个代表团又是飞机又是船、火车、汽车的，一路上到了长安、蓉城、渝市、汉江、花城等地，花了二十多天参观。
可上面也不想想，尽管释放了善意，这在内地开办产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那么好当的么？只有让小鱼小虾米先来试试水，他们占到了便宜，那帮大佬才敢动。
十一月一日，超过万名建设者齐赴工地，开始了宝安县的建设。热火朝天的现场，不少香江的技术人员操着非常不熟练的普通话，拿着对讲机指挥着手下的工人同志干活，李旭东也戴着安全帽混迹在人群里，连着干了半个月。
“领导，您看，咱们招商局都这么低三下四了，那些香江的资本家根本不听招呼，怎么请都请不动他们啊。咱们还得向上汇报成果呢，没有优秀的业绩，这可怎么办呐？”招商局的欧阳副董事长是位老干部，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
“梧桐树还没栽种好，哪里引得来金凤凰哟。等咱们把三通一平做好了，这梧桐树的芳香自然能引来港资和国外的热钱。下一步咱们把政务大厅弄出来，把效率拉上去，大事小事都在政务大厅里解决，甭管是金凤凰、红凤凰还是粉凤凰，咱来个一把抓。”
李旭东倒是一点都不急，自己家里几个老娘们的意见都没统一，何况是那几个人老成精的资本家。
这也是现在的形势还没完全明朗，《人民日报》的头版成了分水岭，一边是回忆，一边是变革。你说，当时的编辑，是怎么决定把语录收起来的？权力和信仰之间的博弈，是顺应大潮，还是逆势坚守？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
七十年代末，整个华夏社会已经翻天覆地。十年的混乱刚结束，新领导人走上前台，大家一半是迷茫，一半是兴奋。
队伍里有人怀念往日的红色标语和口号，觉得一句“为人民服务”才让人心里踏实；有人盯着经济数据和国际新闻，希望抓住新世界的窗口，让自己和孩子们过得更好。
有些干部、学者心里还撒着小九九，觉得太快改变可能会丢失精神支柱，有点像“拆老房子，一砖一瓦都不舍得”。另一批人则鼓掌叫好，认为这是新时代的信号，不改就是守旧。
在一个刚刚走出那么多乱事的国家，大家会不会对变化感到不安？有人忧心忡忡，生怕乱了阵脚；又有人跃跃欲试，想着能不能趁“大放开”捞点机会。
报社里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编辑暗里嘀咕：“是不是我们把历史忘得太快了？”还有老资深记者，哭笑不得地说：“今天语录不印了，明天会不会连这个报纸也'改头换面'？”这些声音没人敢大声说，但一点点积压心头。
实际情况是，语录没了，老百姓也没马上适应。有些家庭甚至专门把小红书收好，说不定啥时候还得用上——这就像储蓄罐，平时没事，遇到困难了总有种“备用能量”的感觉。
政策出来后，鼓励大胆探索，不再完全用一句话指挥所有行动。外资来了，知识分子兴奋，也有人觉得头脑发懵。乡下的大伯问：“以后还要看报纸学哲学吗？”城里的白领则希望新闻能带来更多实际信息。精神和经济，理想与现实，一时之间像走钢丝一样，谁也不知道哪头会掉下去。
报社内部有人压力山大，要防止被扣“右倾翻案”的帽子。一些高层甚至主张把文章压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套“保险”的话术。
老一辈干部里也传来不同声音，有人悄悄私下说：“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理论，万一惹火烧身谁兜得住？”
对于不少普通读者来说，谁掌舵谁有理，这些大新闻离自己总有点远。但坊间议论始终没断，有人甚至说“抢先发言会不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