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嵘的主要着作
《诗品序》
译文（参考）—2）：
当时上层人士在广博的谈论之余，也谈论诗歌。
他们谈论诗歌时，随着各自的爱好，讨论的意见也各自不同，或混淆不清，或相持不下，议论纷纷，没有可依据的标准。
刘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欣赏家，他不满于上述这种混乱情况，想品评当代诗歌，有所标榜。
他的着作没有完成，锺嵘有感于此而作《诗品》。
从前班固、刘向对人物的品评，从名、实两方面加以考校，确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
至于诗歌也是一种技艺，这是显而易见的，以类推之，几乎和棋戏相同。
恭维当今皇帝梁武帝有天才，能深思，文学成就辉煌，赏析精深广博。
梁武帝与文士交游时已是诗坛领袖，他爱好文学，作了皇帝后，促使许多有才学的作家涌现出来。
当代诗人的成就已过汉、魏、晋、宋，这确非我这粗浅的着作所敢于区分其派别而加以品评的。
我这着作只不过流传于民间，相当于一般谈笑而已。
（第四段提要：先述写作《诗品》的动机和目的，最后恭维几句梁武帝和当代诗歌，并致谦辞。
以上四段序于卷上。
）
一品之中，大致按作家时代为先后，而不按其优劣排比。
过去的作家其文已成定论，这里所评的，不录现在还活着的人。
作文用典故，这已是经常为人所谈论的题目。
有关国家大事的文书应该用许多典故。
记叙德行的文章和驳议表奏等，宜于尽量引用古人的业绩。
至于抒情的诗歌，却不以用典故取贵。
“思君如流水”
（徐干《杂诗》中的句子），就是写眼前所见。
“高台多悲风”
（曹植《杂诗》的起句），也是写所见。
“清晨登陇”
（出处不详，可能其诗久已失传），没有掌故。
“明月照积雪”
（谢灵运《岁暮》中的句子），是出自经史吗？观古今佳句，都不用典故，而是直接描写所见所感。
颜延之、谢庄好用典故，篇章繁密，对当时的文风有影响。
由于受颜、谢用典繁密的影响，大明、泰始时期的文学创作几乎同书抄一样（词章典故的辑录，后代如唐朝的《北堂书钞》，辞书之类）。
近人任昉、王融等不强调言辞的奇特，而争着用新颖的典故。
近来作者竞用新典故，已逐渐成为习俗。
由于竞用典故，于是每字每句都有出处，碍手碍脚，到处补缀，对文学创作的毒害很大。
诗歌写得自然精美的人却很少见。
文词既欠高明，则宜加添掌故义理，虽显得没有天才，却能表现学问，这也是用典的一个理由吧！
（这话是对用典故者的讽刺）。
陆机的《文赋》，通而无贬。
李充的《翰林》，疏而不切。
王微的《鸿宝》，密而无裁。
颜延的论文，精而难晓。
挚虞的《文志》，详细而且广博丰富，都说知言。
以上分别评论了各家的文论，都只谈文体，不评价作家作品的优劣。
至于谢灵运的诗集（《诗英》九卷），逢诗就收入。
张骘的《文士》，逢文即书（收入）。
其用意都在于搜辑作品，不加品评。
《诗品》只采录五言诗加以评论。
虽然只采录五言，却也费了不小气力，将古今作品差不多搜罗齐备，共选出120家（实有122家，此举其成数），打算大胆地对他们加以品评，辨明其清浊，指摘其利弊。
凡列入《诗品》所论各诗歌流派中的人，便可称为才子。
至于这些作家三品高下的划分，则不是确定不移的论断，还将再作品评，这就有待于知音者了。
（第五段提要：先说明一品之中的作家，不按优劣，而按时代先后的次序排列，并说明不评论在世的作家，其次举例说明好诗都是直接描写所见所感，极力反对用典；最后表示不满于诸家文论、诗文辑录的缺乏评论，并说明《诗品》要分三品评论古今许多五言诗人。
此段序于卷中。
）
昔日（从前）曹植、刘桢、陆机、谢灵运这些有成就的诗人，精心钻研，千百年来，没听见他们说过作诗要辨五音分四声的话。
或者有人说这只是这些前代贤达，偶然没有现这些规律，难道真是这样吗？且对此试作说明，古代凡称为诗、颂的，都要配上音乐，所以非调好五音不能使歌辞与曲调和谐合一。
像“置酒高堂上”
（这是阮瑀《杂诗》中的句子）、“明月照高楼”
（这是曹植《七哀诗》中的句子），音韵就最好。
曹操、曹丕、曹植的诗，文辞或有不工（整的地方），而声音可以入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