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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章 我国封建社会南北朝时期36(1 / 2)

锺嵘的主要着作

《诗品序》

译文(参考)—2):

当时上层人士在广博的谈论之余,也谈论诗歌。

他们谈论诗歌时,随着各自的爱好,讨论的意见也各自不同,或混淆不清,或相持不下,议论纷纷,没有可依据的标准。

刘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欣赏家,他不满于上述这种混乱情况,想品评当代诗歌,有所标榜。

他的着作没有完成,锺嵘有感于此而作《诗品》。

从前班固、刘向对人物的品评,从名、实两方面加以考校,确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

至于诗歌也是一种技艺,这是显而易见的,以类推之,几乎和棋戏相同。

恭维当今皇帝梁武帝有天才,能深思,文学成就辉煌,赏析精深广博。

梁武帝与文士交游时已是诗坛领袖,他爱好文学,作了皇帝后,促使许多有才学的作家涌现出来。

当代诗人的成就已过汉、魏、晋、宋,这确非我这粗浅的着作所敢于区分其派别而加以品评的。

我这着作只不过流传于民间,相当于一般谈笑而已。

(第四段提要:先述写作《诗品》的动机和目的,最后恭维几句梁武帝和当代诗歌,并致谦辞。

以上四段序于卷上。

一品之中,大致按作家时代为先后,而不按其优劣排比。

过去的作家其文已成定论,这里所评的,不录现在还活着的人。

作文用典故,这已是经常为人所谈论的题目。

有关国家大事的文书应该用许多典故。

记叙德行的文章和驳议表奏等,宜于尽量引用古人的业绩。

至于抒情的诗歌,却不以用典故取贵。

“思君如流水”

(徐干《杂诗》中的句子),就是写眼前所见。

“高台多悲风”

(曹植《杂诗》的起句),也是写所见。

“清晨登陇”

(出处不详,可能其诗久已失传),没有掌故。

“明月照积雪”

(谢灵运《岁暮》中的句子),是出自经史吗?观古今佳句,都不用典故,而是直接描写所见所感。

颜延之、谢庄好用典故,篇章繁密,对当时的文风有影响。

由于受颜、谢用典繁密的影响,大明、泰始时期的文学创作几乎同书抄一样(词章典故的辑录,后代如唐朝的《北堂书钞》,辞书之类)。

近人任昉、王融等不强调言辞的奇特,而争着用新颖的典故。

近来作者竞用新典故,已逐渐成为习俗。

由于竞用典故,于是每字每句都有出处,碍手碍脚,到处补缀,对文学创作的毒害很大。

诗歌写得自然精美的人却很少见。

文词既欠高明,则宜加添掌故义理,虽显得没有天才,却能表现学问,这也是用典的一个理由吧!

(这话是对用典故者的讽刺)。

陆机的《文赋》,通而无贬。

李充的《翰林》,疏而不切。

王微的《鸿宝》,密而无裁。

颜延的论文,精而难晓。

挚虞的《文志》,详细而且广博丰富,都说知言。

以上分别评论了各家的文论,都只谈文体,不评价作家作品的优劣。

至于谢灵运的诗集(《诗英》九卷),逢诗就收入。

张骘的《文士》,逢文即书(收入)。

其用意都在于搜辑作品,不加品评。

《诗品》只采录五言诗加以评论。

虽然只采录五言,却也费了不小气力,将古今作品差不多搜罗齐备,共选出120家(实有122家,此举其成数),打算大胆地对他们加以品评,辨明其清浊,指摘其利弊。

凡列入《诗品》所论各诗歌流派中的人,便可称为才子。

至于这些作家三品高下的划分,则不是确定不移的论断,还将再作品评,这就有待于知音者了。

(第五段提要:先说明一品之中的作家,不按优劣,而按时代先后的次序排列,并说明不评论在世的作家,其次举例说明好诗都是直接描写所见所感,极力反对用典;最后表示不满于诸家文论、诗文辑录的缺乏评论,并说明《诗品》要分三品评论古今许多五言诗人。

此段序于卷中。

昔日(从前)曹植、刘桢、陆机、谢灵运这些有成就的诗人,精心钻研,千百年来,没听见他们说过作诗要辨五音分四声的话。

或者有人说这只是这些前代贤达,偶然没有现这些规律,难道真是这样吗?且对此试作说明,古代凡称为诗、颂的,都要配上音乐,所以非调好五音不能使歌辞与曲调和谐合一。

像“置酒高堂上”

(这是阮瑀《杂诗》中的句子)、“明月照高楼”

(这是曹植《七哀诗》中的句子),音韵就最好。

曹操、曹丕、曹植的诗,文辞或有不工(整的地方),而声音可以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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