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的主要着作
《诗品序》
原文2）：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
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思君如流水”
，既是即目。
“高台多悲风”
，亦唯所见。
“清晨登陇”
羌无故实。
“明月照积雪”
，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
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
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竟须新事。
尔来作者，寝以成俗。
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
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
李充《翰林》，疏而不切。
王微《鸿宝》，密而无裁。
颜延论文，精而难晓。
挚虞《文志》，详而博瞻，颇曰知言。
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
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
张骘《文士》，逢文即书。
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
虽然，夫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
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2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
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
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
若“置酒高堂上”
、“明月照高楼”
，为韵之。
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
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
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衔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
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
尝欲进《知音论》，未就。”
王元长创其，谢朓、沈约扬其波。
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水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
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至平上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梼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所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
释义：
《诗品》是我国古代评论诗歌的名着。
《诗品序》原来分别序于该书上中下三卷之，由于它有总论的作用，故这里把三序合而为一。
文中所提出的重要论点，是针对当时的诗风而。
在文艺的基本问题上，有其精辟的看法。
他认为写作动机的激，有赖于客观事物的感召。
序言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
这是文学的源泉在于现实的观点。
这观点是正确的。
作者继续“四候之感诸诗”
之后，又阐述了社会环境对诗人的感召，突出了“群”
和“怨”
特别是“怨”
的作用，这是诗歌反映现实的理论。
这理论出现在作诗偏重形式的齐、梁时代，，更有它的进步意义。
但是作者认为怨的抒的效果，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锺嵘既重视诗歌的群、怨，因此要求诗歌要有“滋味”
，所谓“滋味”
，就是文中指出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
。
而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赋、比、兴，做到言近旨远，形象鲜明，有风力，有藻采，乃可耐人玩味，而感染力也愈强。
这才是“诗之至也”
。
锺嵘反对作诗用典，他以为“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他对喜用典的诗人，讽刺“虽谢天才，且表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