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挥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我家大门。我当时完全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二十五年。”
杨荫浏操着无锡口音，将陈年往事娓娓道来，言语间无限怀念，众人听得痴了，杨荫浏叹了口气，又抿了一口酒，接着说下去：
“三七年的春天，我回无锡搜集苏南民间器乐曲的资料，我终于再一次见到了阿炳，可我已经完全认不出他来。阿炳变得十分落魄，整个人佝偻着脊背，不过四十几岁，却干枯得像个老头，最让我难过的是，阿炳已经双目失明了。我告诉阿炳我是谁，他很快想起我来，我跟他讲我这些年的经历，讲我回乡的事由，无论我说什么，阿炳都点头说好，可轮到我问他的家事，他却不愿意多谈。后来道家友人告诉我，阿炳的父亲死后，他染上了大烟，败光了家底，还被赶出了道观，身子骨也渐渐垮了。因为时常流连青楼，阿炳生了梅毒却无钱医治，最终瞎了眼睛，只好走街串巷，靠沿街卖艺讨生活。
明明日子过得这么苦，阿炳却一点也不跟我提他生活的艰难，反而一直跟我打听在天韵社学习的情形，比如都学了哪些曲子啊，吴畹卿授课是怎样的情形啊，他都事无巨细地问了个遍，我也把我知道的、记得的都仔仔细细、明明白白地说给他听了。听说我跟吴师习得无锡派《华氏琵琶谱》之武套大曲《将军令》，阿炳兴奋不已，求我一定要教给他。我自然是很愿意教阿炳的，可是他已经看不见了，我只好拨着他的手指，让他在琵琶上摸索《将军令》中“撤鼓”的弹法，我每每想起他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样子，好几次难过得流眼泪，几乎教不下去。每当我把手撒开的时候，阿炳只是静静地等着，什么也不说，我当时还暗自庆幸阿炳看不到我的窘态，可后来我每每回忆起那时的情形，就觉得阿炳其实什么都知道，只是不动声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