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想起昨天村口那些老汉看他的眼神，表面淳朴，底下藏着警惕，便开口问道：“你准备带多少人？”
“乡里派出所有二十多个警力，我都带过去。”
赵长河的拳头攥得咯咯响，袖口的纽扣崩掉了一颗：“再不行就请县局支援。”
“叫支援吧。”
沈青云从后备箱拿出地图摊在引擎盖上，红笔在石窝村周围画了个圈：“让县公安局配合，多带一些人，分成三组。一组控制村口，一组包围胡大力家，一组守住村委会。”
他的脸色严肃，认真的说道：“村长家是关键，他要是敢煽动村民，先拘起来。”
对于这方面的事情，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警方在农村解救被拐卖妇女时经常面临重重困难，这是事实。
从地理与社会环境来看，农村地区往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村落分布零散。这使得警方行动的隐蔽性降低，解救队伍容易在抵达前就被村民察觉。
同时，农村社会多为熟人网络，宗族势力盘根错节。被拐妇女的买主通常是村里的“自家人”，村民出于“护短”心理，可能会联合起来阻碍解救，甚至出现围堵警车、藏匿妇女的情况。部分村民认为花钱买媳妇是“家务事”，对法律缺乏敬畏，进一步加剧了对抗情绪。
被拐妇女自身的处境也增加了解救难度。
许多妇女被拐卖后长期遭受暴力控制，心理创伤严重，对外界充满恐惧。她们可能已生育子女，在“为孩子着想”的传统观念束缚下，对解救产生犹豫甚至抵触。
此外部分妇女被拐时间过长，与原生家庭失去联系，缺乏独立生活的技能和勇气，担心离开后的生存问题，从而拒绝配合解救。
法律执行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冲突同样不可忽视。一些偏远地区存在“民不举官不究”的惯性思维，基层治理力量薄弱，对拐卖行为的打击力度不足。
个别地方甚至将买主视为“解决光棍问题”的受益者，暗中纵容此类行为。
当警方开展解救时，可能遭遇当地势力的软抵抗，如拖延时间、虚报信息等，导致解救时机被错失。
信息不对称也是一大障碍。被拐妇女的求救信号难以传出，外界对具体情况的了解往往滞后。即便接到举报，警方也需耗费大量时间核实信息，而村落内部的“攻守同盟”会让调查取证变得异常艰难。
这些困难的破除，需要法律宣传的深化、基层治理的强化，以及对被拐妇女后续安置体系的完善，唯有多管齐下，才能逐步消除拐卖行为的生存土壤。
当然。
在沈青云看来，其实最大的原因还在于，对于那些拐卖妇女的买家和帮凶们，惩处力度不够，让他们有了以身试法的勇气。
赵长河这边，听到沈青云的布置之后，点头如捣蒜，正要拿出电话给县公安局打过去，却被沈青云给叫住。
“记住三点。”
沈青云的目光扫过他慌乱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第一，必须保证人质安全，杨群和孩子不能受一点伤。第二，胡大力要活的，我要知道这十年还有多少被拐来的女人。第三，遇到暴力抗法可以鸣枪示警，谁敢动就开枪，责任我担。”
最后几个字像石头砸在地上，赵长河猛地站直了，腰杆挺得笔直：“保证完成任务。”
他转身往办公室跑时，皮鞋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像在追赶什么。
沈青云望着他的背影，弯腰捡起地上的馒头扔进垃圾桶。
晨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