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整个文明中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希望掌权者能尽量履行职责，不行的话换一个人，反而更好。
但对于掌权者本人来说，他们非常不希望换人，甚至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千秋万代地统治，哪怕干得再差，最好也别换下来。
这两种愿望必然会生冲突。
而世袭君主制度，与其说是来自权力的集中，不如说是不同阶层相互妥协的结果。
过度的军事化水平，和高出历史常态的组织能力，使得中原政权常年处于负荷运行状态。
直白地说，就是这种大一统王朝，本来就不该在这个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出现，属于整个社会强行“频”
，硬给逼出来的。
这种形式的组织，对于决策效率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所以大家其实没什么办法，只能这么来。
这个环境下，对于权力来源最好的解释，就如上文所说，是直接告诉大家“我是来带领你们更好地应对灾难，战胜敌人，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
实际上，皇帝们对此也心知肚明，只要有机会，就要鼓吹自己治下太平安宁，河清海晏。
因为这就是最好的说服证据。
只要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差不多的答案，普通民众往往也不会过于纠结。
这种情况下，像雍正这样的统治者，也可以配合“地域论”
，说服大家接受他的管理。
但主要问题在于，他不能只考虑自己，还得考虑整个家族。
也就是说，要说服大家，哪怕自己的后代不行，大家也得让他掌握最高权力。
而且，这个要求是王朝权力的核心。
作为皇帝，必须去满足这个条件，哪怕自己没有这个私心，不在意是不是亲儿子即位，都不行。
这个原因，从明末就可以看出端倪。
当初，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消息传到江南，当地立刻爆了奴仆的暴动。
士绅们的家奴纷纷造反，拷打甚至杀死主人。
因为在他们看来，皇帝的死亡和王朝的结束，也意味着以往秩序的整体崩塌——今后没有君臣，自然也就没有主仆了。
这个原理，其实和残唐五代的情况差不多。
秩序的存在，是自上而下一个整体的网络。
皇帝的军事独裁权被破坏，节度使的军事独裁权就也破坏了；同理，皇帝的人身控制权被破坏，士绅的人身控制权就也被破坏了。
这件事的结果，是江南士绅大为震动，纷纷行动起来，邀请清军赶紧南下，平定局势。
显然，在这种情况面前，华夷之辨又成了可有可无的规矩了。
所以，皇帝维持世袭制，其实不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皇族，更是为了天下所有士大夫、乡绅。
哪怕皇帝不让自己的儿子即位，选一个养子当继承人，都不是不行——这事还不止一次生过。
但只要想当个“正统”
王朝，就得走这条路。
因为对士绅们来说，必须有一个坐在皇位上、维持这种秩序的人，如果皇帝敢碰这个红线，那他也就会被抛弃了。
所以，就算有些朝代，确实是因为前朝过于暴虐，起兵推翻前朝，才得以上位的，但他们也没法把这种理由当做合法性的主要部分。
哪怕是汉朝这种，堪称合法性最高的大一统帝国，也得找一堆谶纬之类，来进行修饰，避免“马肝之论”
式的尴尬局面。
而明末，传统大一统帝国的合法性叙事，其实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这一点，在清朝入关之前，从李自成等人那边，就能够现了
李自成不仅自己没能转型，连部下里都没有出现朱元璋、刘秀这样的人，甚至没法“为王前驱”
。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时，传统思路已经快到头了。
同样是底层出身，李自成却没有像朱元璋那样，与农民军切割；也没有做怀念前朝、声称自己不是故意造反等一系列的表态，而是打出“剿兵安民”
之类的旗号。
在这一点上，比朱元璋当年又更往前走了几步。
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他始终得不到士绅的支持。
另一方面，士绅虽然不支持李自成等人，但居然也没能自己扶持一个“刘秀”
出来。
他们最后投靠了满洲八旗，但只能给人家当奴仆，已经没法像以往一样，成为王朝的“合伙人”
。
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