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8、1980、1985、1992。
寄件人全是“杨素芬”，收件地址却是同一个：云南大理某村卫生所。
赵文娟接到电话后一个小时内赶到，林小满和周野也随后赶来。我们戴上手套，小心翼翼拆开第一封信??1971年的那封。
信纸发脆，字迹却工整：
>“老陈同志：
>
>我写下这些，不是为了控诉，而是怕记忆死去。
>
>李桂花死后第三个月，我被调往邻县劳改农场。途中遇暴雨，山路塌方，同行三人遇难，我侥幸活下。从此，组织允许我以‘病退’名义返城。
>
>但我不能说真话。若我说出李桂花的真实死因，不仅她将永远无法安息，连你也可能再遭牵连。
>
>所以我编了个故事：她死于六二年高烧。我在日记里反复写这个谎言，只为掩护真相。
>
>那晚她被拖走时，曾对我喊：‘素芬，替我记住春天的样子。’
>
>我记住了。每年冬至，我都煮一碗热汤面，摆上筷子，对着北方说：‘桂花，吃饭了。’
>
>这些年，我活得像个影子。可只要还有人记得她，她就不算彻底消失。
>
>此信阅后焚毁为宜。
>
>??素芬”
第二封信写于1973年，讲的是她在返城后如何偷偷联络其他知青家属，收集死亡名单；第三封提到兰秀英曾冒险寄来一份名单，记录了十三名失踪女知青的名字与地点，其中一人名为“陈玉梅”，正是大理那位卫生院院长的妹妹。
“原来他们一家都在守护真相。”赵文娟声音发颤。
第四封信最为沉重。1978年，杨素芬得知国家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试图为李桂花申诉，却被原公社书记警告：“有些事，翻出来只会让活人更痛。”她最终放弃公开申诉，转而开始秘密撰写回忆录，即后来的《粮票背面的故事》雏形。
第五封信中写道：
>“1980年，我梦见李桂花站在我家门口，穿着那件未缝完的棉袄，问我：‘为什么还不让我回家？’我哭醒后，决定做一件事：我要把她们的声音留下来，哪怕只能藏在地下，也要等春天来取。
>
>我联系了兰秀英，还有几个幸存者，我们约定：每人抄一本诗集，藏一处偏僻之地，互不知晓具体位置。唯有当‘蓝鞋重现’之时，方可开启全部线索。
>
>蓝鞋是我母亲临终前所做，共七双，分赠七人。她说：‘鞋踏实地，魂归故里。’
>
>若你读到此信，说明蓝鞋已现，我的使命，该交棒了。”
林小满猛地抬头：“所以……不止一个‘地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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